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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首席記者 仲偉志／文
爭執
金光APP項目風波超越了一般性爭論，具有了特殊的社會意義
從云南到海南，綠色和平組織對金光集團APP公司窮追不舍。
繼2004年11月公開指責金光APP在云南圈地毀林、呼吁中央和云南省政府對金光項目進行重估之后，今年3月，綠色和平又指稱，金光集團APP在海南省的操作過程，存在同樣的問題。
綠色和平組織擔心，金光集團APP會在中國重復在印度尼西亞的錯誤，不確保可持續的原料供給就建立大型的紙漿廠。他們表示，APP中國公司似乎正在重蹈覆轍，必然導致APP依賴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的森林破壞來滿足其原料供給缺口。
他們呼吁，在事態還可以挽救之前，應該立即采取必要的行動。
但是，綠色和平組織的指責，遭遇到云南與海南兩省政府的批駁。
對于云南有史以來最大的林產業工程——林漿紙一體化項目，云南省政府的態度非常明確。該省政府曾公開表示：綠色和平組織與一些媒體，在事實不清或片面了解下，對云南推進林紙產業橫加指責，對金光集團橫加指責，對所謂圈地毀林事件進行炒作，“我們對此不會認同”。
盡管曾有報道稱，國家林業局表示要徹查金光APP在云南的問題，但云南省政府推進林漿紙一體化項目的決心似乎不可動搖。與在怒江水壩問題上的低調不同，這一次，云南省政府自始至終給予了針鋒相對的回擊。
最初，在一些爭議問題上，云南省政府與國家林業局有不同的看法，專家也是各說各話，媒體更是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后來，云南省政府與國家林業局進行了溝通，“金光集團APP云南毀林案”未列入國家林業局“嚴打”之十大案件。對此，綠色和平組織表示“遺憾和困惑”。
綠色和平有關人士對媒體表示：“金光集團APP自始至終不僅沒有承認毀林的事實，而且掩耳盜鈴，混淆視聽。我們希望金光集團APP尊重中國法律，不要再欺騙中國公眾，積極地改正其在中國的違規操作。”
而在海南，3月23日，海南省政府特地召開記者會，指出桉樹不會影響海南環境，并重申：海南上馬APP林漿紙一體化項目是可行性評估論證的結果。
至此，一些游說團體發現，那些通常使用的方式，已不能阻止金光APP項目在云南與海南的推進。于是，他們開始動員學生參與生態運動，希望以群眾性的生態運動方式，影響政府決策。
2005年3月28日，海南洋浦，總投資102億元的金海漿紙廠100萬噸制漿項目正式投產。在投產儀式上，海南省政府主要官員再次回應有關指責，強調說，金光APP公司實施的林漿紙一體化戰略，代表國際造紙工業發展的方向和趨勢，正在建設的漿紙林可實現木材產需平衡、循環利用，不僅不會破壞森林資源，而且會加快海南宜林坡地的造林綠化，加快低效次生林改造，提高林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
就在同一天，來自北京十幾所高校的環保社團代表，在北京科技大學舉辦了題為“保護云南森林，抵制毀林紙品”的活動，倡導大學生拒絕APP紙品。
據有關媒體報道，會上，學生代表們呼吁同學們攜起手來，拒絕APP紙品，為保護云南森林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上百名大學生環保志愿者們在T恤衫上進行了拒購簽名活動。負責主辦這次活動的北京科技大學的學生賈文強表示，他們將把兩件帶有高校環保社團簽名的T恤衫寄給金光集團的總裁黃志源先生。
此前一天，即3月27日，北京林業大學附近的一家超市內，4名學生統一著裝，站在APP的“清風”、“唯潔雅”、“真真”等品牌的貨架前表示抗議，倡議消費者抵制APP紙品。
這一天，金光集團總裁黃志源正在海口，聽到這些消息之后，頗感委屈。在他看來，作為華人企業，金光APP從1992年開始大規模投資中國，在自身的不斷發展中，也促進了中國紙業的現代化進程。他認為，金光的林漿紙一體化事業是進步的事業，而那些對金光APP的指責，是基于一種落后的觀念。
“金海漿紙廠曾公開承諾，禁止采購來自于原始森林的木材，并要求漿廠在自己的木材供應鏈中剔除任何來自于已被確認為高保護價值森林的熱帶雨林木材。”金光APP有關人士說，“這是中國第一個向社會做出公開承諾的造紙企業，為什么越是承諾，越招致社會輿論的討伐？”
而作為全球性非政府環保組織，綠色和平與中國地方政府、與金光APP之間的博弈姿態，以及有關各方生態價值觀念的激烈沖突，已經呈現出非暴力不合作的綠色運動典型狀態，為中國社會開創了一種新的生態社會運動模式。這使得金光APP項目風波超越了一般性爭論，從而具有了特殊的社會意義。
人類中心主義的缺席
關于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爭論，綿延多年。現在，中國似乎開始重蹈這種理論困境
當今世界，環境保護早已不僅僅是一個自然問題，自然也不再是自然本身，不再是遠離社會矛盾的、獨立的物質世界，它的政治化不可避免。因為，生態環境問題已經進入到了現代政治的核心地帶，比如瘋牛病與SARS
隨著事態進展，金光APP風波已成為公共事件，它的綠色政治氣息，也越來越濃厚。
有人指出，綠色和平組織保護生態環境的初衷，無疑值得支持，但是，他們宣揚的其實是一種原始的生態保護觀，這種生態觀，有其意識形態淵源。
實際上，西方當代環境倫理學，以及國際社會中的綠色運動，派別林立，主張不同，對于很多問題，不同的派別會有完全對立的觀點。其中，關于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爭論，興起于1970年代的西方國家，綿延多年。現在，中國似乎開始重蹈這種理論困境。
所謂人類中心主義，就是以人為本，主張在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將人類的利益置于首要的地位，強調人類的利益應成為人類處理自身與外部生態環境關系的根本價值尺度。該理論認為，人與人之間才有真正意義上的義務，而自然，只是對這種義務起到工具的作用。
但非人類中心主義——即生態中心主義——對人類中心主義持尖銳批判態度，把人類中心主義看作是環境保護的最低境界，認為人類應全面超越人類中心主義，建立一個以自然生態為尺度的倫理價值體系和相應的發展觀。
非人類中心主義認為，人類中心主義是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的罪惡之源。而這個非人類中心主義，據說又包括五花八門的流派，如動物權力論、大地倫理學、深生態學、生物區域主義、生態女性主義等等，說到底，就是一種生物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
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其國際政治背景，便是綠色運動中“紅色綠黨”和“綠色綠黨”兩大陣營之爭。
“紅色綠黨”，主張人類中心主義，又稱綠色社會主義，將社會主義理論同生態運動結合起來，是當代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重要政治力量，其主要成員，是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而“綠色綠黨”則主張非人類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在生態運動中，以無政府主義為理論基礎，其主要成員，基本上是生態原教旨主義者、生態無政府主義者。
在1990年代以前，全球綠色運動的主導哲學思想，是生態中心主義。這種思潮，是后工業社會的產物，它反對工業社會的主流發展模式，主張反增長、反生產、反技術，崇尚“回到叢林去”的浪漫主義世界觀，并否定任何形式的人類中心論，具有明顯的非理性主義和神秘主義傾向。
但在1990年代以來，在歐洲，當代生態社會主義者提出了重返人類中心主義的口號。他們認為，馬克思關于人類改造自然的人類中心主義觀點，是將人類利益和自然利益統一起來的惟一道路；人對自然的支配，不是出現生態問題的原因，生態問題是由對待自然的資本主義方式所引起的。
由此可見，“紅色綠黨”與“綠色綠黨”，在哲學理論、政治主張、社會實踐、文化價值取向等方面，存在極大的分歧。我們必須看到，生態中心主義并不是當今全球綠色運動的主流。那種“砍樹就是毀林，就是破壞生態”的思維，實在是對綠色運動的一種誤解。
而在我們的社會中，一些媒介持“惟生態論”立場，將某些非政府組織的生態原教旨主義主張視為當然正義，不免幼稚。在這些主張的引導下，我們的社會輿論，實際上已經站在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對立面，將工業社會的主流發展模式，認為是生態問題的罪惡之源。
在這種社會語境之下，原教旨主義的生態保護觀，往往被誤認為是科學的發展觀，從而大行其道。而生態運動中應有的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社會主義聲音，則一直缺席。
隔閡
我們正在無視自己的社會發展階段，將產生于后工業社會的生態中心主義思潮——比如否定工業化創建的一切、對主流社會采取不合作態度等等——強加到前工業社會的云南與海南
云南省政府的一份報告顯示，金光APP在云南營造的70余萬畝人工林，絕大部分是在荒地上造林(98%以上)，一小部分是對低產商品林地的改造(1%左右)，不僅沒有毀林，反而增加了云南的森林覆蓋率，其對當地吸收二氧化碳、保持水土是有正面貢獻的。
事態發展到這一步，“惟生態論”者已經不愿意相信地方政府的話。他們堅持認為，“林漿紙一體化”將啟動兩省生態災難的倒計時。是這樣嗎？
有關專家指出，建國之后，由于對紙業的屬性認識不足，加上中國森林資源貧乏，許多人錯誤地認為，用木材造紙是浪費資源，用草類原料才最符合中國國情。但歷史證明，這種原料政策不符合紙業的產業特征，阻礙了中國紙業的發展，幾乎斷送了中國紙業的性命。
專家認為，中國造紙業的廢水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根本原因就是原料來自于草漿。目前，世界造紙業木漿比例在60%以上，發達國家在90%以上，而中國僅為21%。中國要解決造紙業的污染問題，就必須實行木漿戰略。2001年，國家發布《關于加快造紙工業原料林基地建設的若干意見》后，林紙一體化成為國家產業政策。
云南省政府一再表示，發展林紙產業不僅不會導致森林資源減少，反而會由于消費需求的刺激有效促進人工林面積擴大，提高森林覆蓋率，就像越來越多的人吃牛肉，結果不是造成牛被吃光，而是牛越養越多一樣。而在世界上，這樣的榜樣還少嗎？
比如芬蘭。這是世界上林業和紙業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其經驗就在于主動保護森林，而不是被動保護，大力提倡人工造林和科學管理森林。再如瑞典，為發展林紙產業，這個國家用了10至15年的時間營造了大面積的人工林，促進了生態的持續改善，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大氣碳循環出現負增長的國家。
但在金光APP風波中，許多人依然以“是否砍樹”、“是否種桉樹”等簡單化思維來看待問題，而不去看砍的是什么樹，也不去看反對種桉樹的都是什么領域的人，更看不到長遠利益。甚至，云南省的一些合理要求，也往往被綠色崇拜者視為無理取鬧。
比如，云南省政府認為，國家給予云南的采伐限額“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這是云南省發展林紙產業的最大障礙，也是造成金光集團APP風波的主要矛盾。
因此，云南省政府表示：將爭取國家足額安排云南省的采伐限額，調整結構，加大商品材采伐的比例；爭取國家放寬對人工林的管理——對新營造的短周期工業原料林、人工商品林、速生豐產林等放開經營，不納入采伐限額管理，并從項目安排、資金投入等方面給予扶持；爭取國家批準云南省擴大天然林保護工程區的采伐試點，爭取增加天保工程區的商品林采伐指標。
事實上，森林采伐限額是國家防止不合理開發森林資源、促進林業發展而采取的一項積極措施。其目的并不是要限制開發森林資源，并不束縛科學收獲、合理采伐、永續利用。況且，國家的森林采伐限額等政策也是隨實踐的推進不斷完善和發展的，不是一成不變。
但是，我們的輿論一直忽視地方政府的呼聲，我們的媒介甚至擺出一副居高臨下的姿態，將云南、海南兩省政府的澄清與反駁，一概稱為“令人費解的表態”。似乎地方政府都是生態環境的敵人，只有生態原教旨主義者才是忠誠的“環保斗士”、才是社會正義的捍衛者。
這種極端的心態，會使我們出現以點代面、以偏概全的錯誤。由于項目涉及地域廣、人口多，我們往往因為一些地方在營造原料林基地過程中出現一些違規行為，就不分青紅皂白隨意否定林漿紙一體化項目，否定金光集團APP對地方經濟的貢獻，甚至剝奪地方的發展權。這種態度，顯然有失平衡和公允。
我們正在無視自己的社會發展階段，將產生于后工業社會的生態中心主義思潮——比如否定工業化創建的一切、對主流社會采取不合作態度等等——強加到前工業社會的云南與海南。
我們要求云南與海南的生態原封不動，實際上，是讓云南省承擔保護全國乃至全球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的責任，卻沒有預設云南人民與海南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而讓別人為自己承擔環境保護成本，就是單方面的非人類中心主義，就是雙重標準的生態原教旨主義。
生態政治
生態政治早已成為當今世界各種新思維、新戰略、新改革、新生活方式的重要源泉。我們應該以更廣闊的理論視野，對發展模式進行反省和重構，而不是讓生態保護變成一種原教旨主義的宗教，誤導中國社會
需要指出的是，非人類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之爭、“紅色綠黨”與“綠色綠黨”之爭，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就是用倫理道德尺度對待自然。所以，人類中心主義并不反對保護環境。區別在于，人類中心主義將生態利益視為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是出于對人類利益的關心而不是出于其它。
所以，以人類中心主義為主張，建立一種以人為中心的、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社會主義秩序，似乎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但是，即便人類中心主義，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因為，在人類歷史當中，從來就沒有過真正的人類共同利益，有的只是不同的個人利益、群體利益、部門利益、地區利益、階級利益、國家利益、種族利益。所以，所謂人類中心主義，說到底，就是個人中心主義、群體中心主義、部門中心主義、階級中心主義、國家中心主義、種族中心主義。
這些各種不同的人類中心主義，是導致當代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它們造成了地區與地區之間、國家主管部門與地方政府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隔閡。在這種情況下，任何組織、任何機構、任何人，都不能以為自己擁有人類利益的終極價值尺度。
生態倫理規范，是一種政治，政治需要社會多元力量的博弈與制衡，而生態政治早已成為當今世界各種新思維、新戰略、新改革、新生活方式的重要源泉。我們的各級政府、工商企業、環境保護主義者以及科學家們，應該以更廣闊的理論視野，對我們的發展模式進行反省和重構，而不是讓生態保護變成一種原教旨主義的宗教，誤導中國社會。
我們必須明白，綠色崇拜，其實是綠色運動的歧途，人對自然進行保護的目的，最終還是為了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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