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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出版集團化進程已經走過了6年時間。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出版集團規模的擴大仍然主要是低水平的數量累加，而沒有進行根本性的業務整合，原先粗放經營的色彩也并沒有褪去。
借鑒國際經驗，下一步中國的出版集團的業務發展不應再是各出版社獨自分散作戰的模式，而應按不同內容產品生產線的要求進行結構調整和資源重新配置，對品牌進行組合，實行產品細化和專業化生產，從而促進內容創新的深化，最大程度地利用內容資源、降低成本、創造新產品和新品牌，以提高生產能力和企業核心競爭力，擴大市場覆蓋面。
進入21世紀后，中國出版業出現了一些并不美好的現象：圖書品種急劇上升，平均印數急劇下降；成本持續上升，利潤率持續走低；圖書發行折扣愈打愈大，圖書退貨率不斷上升；圖書庫存金額直線上升，資金周轉明顯放緩；圖書貸款結算期愈來愈長，信用問題開始出現。與此同時，中國出版業的改革正在集團化建設的基礎上，深入地向前推進，出版單位開始轉企改制，一些深層次問題逐步顯現。如何看待當前中國出版業的現狀以及發展與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各類問題，并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以解決，成為了業內普遍關心的事情。
一、中國出版業現狀分析
從總量和結構做分析，可以清楚看到，現階段中國出版業總體上仍然處在新的增長階段。
1997年，我曾發表《中國出版業發展的三個階段與新的出版組織的培育》一文，認為從1978年至1996年底，中國出版業經歷了兩個階段，開始步入第三階段。第一階段：1978－1985年，中國圖書市場總量經歷了一個井噴式的超常規增長階段。第二階段：1986－1994年。中國出版業高速增長的勢頭不復存在，經歷了長達9年的調整與徘徊階段。第三階段：1995年以后，進入一個新的增長階段。
從1995年至今，十年過去了。中國出版業的第三階段是否已經結束，是否如有的同志所說進入了膨脹性衰退的階段，或者說進入了“出版大崩潰”的前夜。這里我們不妨從總量和結構兩個方面作一些分析。
（一）總量分析1、從圖書種數和新出版圖書種數的增長率來看，1995年以后增長日趨平穩，基本保持在10％左右。圖書品種的增加固然與每種平均利潤下降和買賣書號有關，但這一現象也意味著圖書市場越來越細分，定位越來越具體，大眾圖書市場越來越活躍。這預示著圖書市場的市場化進程在不斷深化和加強。
2、從1995年到2003年，除2000年以外，中國圖書出版的總印張數和總定價逐年增長，總印張和總定價增長率的偏離度逐年縮小。總印張和總定價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偏離度也在逐步收斂。這表明中國出版業從宏觀而言不僅處于不斷增長的良好態勢之中，而且其增長水平同國民經濟整體增長水平的相關程度也越來越高。
3、從每千張印張價格的增長情況來看，自1995年以后，增長率在不斷下降，與居民消費價格增長率的背離度日趨縮小。這從另一個側面也說明影響印張價格的體制性因素逐漸減弱，市場性因素的作用在逐步加強。
4、從機構數量和從業人員來看，出版社以及從業人員的數量從1995年以來一直在穩定增長，人員規模趨于擴張。與此同時，出版工作室發展迅速。
5、從部門收入水平及其增長看，說明出版行業仍然是擴張性部門。但需要注意的是，從1997到2003年，出版業工資水平的增幅同比于其他具有行政壟斷色彩的行業，卻顯得相對較低，表明出版業市場化力量得到進一步加強。
6、從利潤增長率看，1978到2002年出版系統（指國有企事業單位）和出版社的利潤增長一直處于波動之中。但出版社利潤在全系統中所進入21世紀后，中國出版業出現了一些并不美好的現象：圖書品種急劇上升，平均印數急劇下降；成本持續上升，利潤率持續走低；圖書發行折扣愈打愈大，圖書退貨率不斷上升；圖書庫存金額直線上升，資金周轉明顯放緩；圖書貸款結算期愈來愈長，信用問題開始出現。與此同時，中國出版業的改革正在集團化建設的基礎上，深入地向前推進，出版單位開始轉企改制，一些深層次問題逐步顯現。如何看待當前中國出版業的現狀以及發展與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各類問題，并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以解決，成為了業內普遍關心的事情。
占的比重卻連年穩步攀升，只是在1999年以后出現小幅下降。
（二）結構分析1、從行業的生產構成看。分別對應圖書產品的三大功能，即娛樂（文化）、知識和信息功能，產生了大眾圖書市場、教育圖書市場和專業圖書市場。進入21世紀，中國圖書市場也比較清晰地呈現出這三個市場的基本劃分。一般而言，主要依賴教育出版、專業出版的發育程度甚低、大眾出版不夠活躍，是出版結構不夠成熟的表現。而從生產構成的角度看，中國圖書出版2003年與1995年相比，其結構明顯改善。就三大領域本身來看，其內部結構的改善也非常明顯。
2、從產品結構和產品質量看。1995年至今是中國圖書出版業產品更新換代的時代，中國圖書的主要用紙已經告別了52克凸版紙，普遍采用書寫紙和膠版紙，各種特殊用紙和銅版紙也屢用不鮮；圖書的開本也很少再用小32開本，代之而起的國際標準大32開本、16開本和各種特殊開本；圖書的類型中圖文書和畫冊比例也大幅度上升，中國彩色印刷品的增長幅度驚人。還有，圖片尤其是年畫等傳統讀物衰落。另外，1996－2003年間，標準類文件、活頁文選、影印書等不使用中國標準書號的讀物總印張也下降了近60％。上述現象均表明，我國圖書產品結構有了很大改善和提高。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現階段中國出版業總體上仍然處在新的增長階段。
二、中國出版業需要解決的問題
出版集團及大多數出版社將逐步由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性質轉制為企業。由此帶來的重要問題是，中國出版社的類型究竟可能有哪些，又該作如何選擇。
1997年，我曾同時提出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即中國出版業新一輪增長究竟能持續多長時間，如何才能使新一輪增長持續更多時間，并在最大程度上擴張圖書市場的容量。我的建議是深化出版改革，培育新出版組織。八年過去了，中國出版業之所以仍然處于新的增長階段，原因就在于八年來中國出版人進行了持續的改革探索和實踐。與此同時，數字化進程的加速和互聯網迅猛擴張，不僅對出版業的發展提出了新挑戰，更提供了新機遇。
（一）出版社的類型選擇與企業改制
黨的十六大報告將文化領域劃分為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十六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對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和經營性文化產業單位分別提出了深化體制改革的任務。中國的出版集團及大多數出版社將在今后五年內逐步由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性質轉制為企業。由此帶來的重要問題是，中國出版社的類型究竟可能有哪些，又該作如何選擇。
從經濟學角度看，圖書市場可基本上分為三類，即公共產品類圖書、半公共產品類圖書和非公共產品類圖書。與此相對應，現代出版社一般有三種類型；一是政府出版機構，一般附屬于政府某個部門，沒有獨立主體地位，其出版物是為社會公益事業服務的，大都免費派送。二是經營性非盈利組織，發達國家的大學出版社一般采用這種企業形態，如美國哈佛商學院出版公司、英國牛津大學出版公司、英國劍橋大學出版公司等。這類企業也采取公司制形態，只是其出版的內容更多偏重于學術和文化，政府給予免繳所得稅的優惠政策，同時也規定其公司利潤不得用于股東分紅，而必須繼續用于教育文化事業。三是股份有限公司。這是發達國家出版企業的主流形態，美國三大教育出版集團——培生教育出版集團、麥格勞·希爾出版集團、湯姆森出版集團都是上市公司。這類出版企業的市場銷售約占發達國家出版市場的90％左右。
中國的出版集團及出版社未來的企業類型選擇主要應是有限責任公司和經營性非盈利企業兩大類。除了在某些政府機關內附屬少量出版部門用于出版公益性出版物外，所有出版社均應改制為公司制企業，其中大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古籍出版社等可改為經營性非盈利企業，其他可改為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的出版集團在股份化和上市過程中，要防止出現前一輪國有企業轉制上市過程中熱衷于圈錢而忽視業務整合、熱衷于企業及業務擴張而忽視治理結構建設的傾向。同時，也要及時調整出版業的政府管制，特別是打破行政性壟斷，為出版企業的并購創造良好環境，積極鼓勵出版社間的并購重組，降低相應交易成本。
（二）集團化及其結構安排
發達國家出版業的集中度是相當高的，比如全球專業出版市場主要由湯姆森、里德和威科三大公司壟斷，教育出版市場也基本上屬于這種寡頭壟斷型的產業組織結構。而目前中國出版業則是一種原子型結構，企業分散化、小型化，難以形成規模經濟。因此，在對出版業進行公司制改革的同時，還應該繼續推進出版業的集團化和規模化進程。
出版業的集團化，應該建立在企業主體公司化和市場化以及企業競爭領域全國化乃至全球化的基礎之上。集團化的動力機制來自市場競爭而非行政力量“拉郎配”，只有這樣，出版機構及其相關資源才能充分有效地重組和配置。
從世界經濟和產業組織發展規律看，多元化經營和專業化經營是其中兩條并行不悖的主旋律。前者追求的是范圍經濟，后者追求的是規模經濟。從中國出版業現狀及其制度背景出發，中國出版的集團化應該走范圍經濟和規模經濟并舉的道路。
中國出版業在組建集團的過程中，由于資源相對集中，一些集團走的是與國際大型出版集團將業務主要集中于內容產業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們熱衷于離開主營業務，把業務領域延伸至房地產、旅游、賓館等領域，并將大量資金投入其中。這對中國出版集團的品牌建設、核心競爭力的形成和長期發展十分不利。
中國的出版集團化進程已經走過了6年時間。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出版集團規模的擴大仍然主要是低水平的數量累加，而沒有進行根本性的業務整合，原先粗放經營的色彩也并沒有褪去。而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發達國家出版業圍繞著內容而展開的收購兼并浪潮，無一不是按照內容產品生產線對出版資源和品牌重新配置，對出版社結構重新調整，從而形成強大的內容生產能力和競爭力。借鑒國際經驗，下一步中國的出版集團的業務發展不應再是各出版社獨自分散作戰的模式，而應按不同內容產品生產線的要求進行結構調整和資源重新配置，對品牌進行組合，實行產品細化和專業化生產，從而促進內容創新的深化，最大程度地利用內容資源、降低成本、創造新產品和新品牌，以提高生產能力和企業核心競爭力，擴大市場覆蓋面。這是中國出版集團建設過程中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
與此相對應，中國出版業在這方面存在的另一個問題是，相當一部分出版社在市場競爭中逐步喪失了內容生產能力和競爭力，依靠行政配置的書號資源，消極地通過與工作室合作來維持自身運行。這一傾向不加以有效解決，對整個出版產業發展極其有害。
（三）內容產業與文化創新
出版社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進行文化創新，向市場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文化產品。對于文化創新，過去的理解往往過于簡單。例如，在出版業我們述及圖書出版的創新時，往往強調對學術的貢獻，常常注重單本原創圖書的出版。其實單本學術圖書的創新主體并不是出版社，而是學者。作為內容提供者，出版社不僅需要對各類學術文化創新活動進行前瞻性規劃和組織，并把它轉化為市場所能接受的形式，而且更需要從市場和讀者需求出發，進行大規模文化創新，向讀者提供高質量的文化產品。綜觀國際出版集團近年來的實踐，我們清楚看到，至少在教材出版、工具書編纂和暢銷書組織這三個領域，最重要的創新主體是出版者。然而，我們在這三個領域均沒有起到創新主體的作用，例如，我們在教材編寫上主要依靠教委，雙語詞典出版依賴于引進，而對暢銷書的組織策劃在有些地方出現了依靠工作室的現象。這種情況任其下去對出版企業的發展非常不利。
在進行文化創新過程中，從產業角度看，特別重要的有兩點：一是要在市場上形成品牌，有了品牌便有了產品特色和市場號召力，便可以通過品牌來占領市場、贏得讀者，從而獲得競爭優勢。二是要擁有自主知識產權。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出版集團的收購兼并浪潮無一不是圍繞著品牌和知識產權而展開的，而他們在全世界市場的擴張也無不是通過品牌來進行的。
（四）產業鏈與價值鏈的打造
業務發展戰略確定后，出版集團建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緊緊圍繞內容的生產和提供，形成合理有效的產業鏈和價值鏈，以求對市場的全程覆蓋，爭取效益最大化。信息技術和產業融合在使得內容產業增值能力倍增的情況下，也使得內容產業的價值鏈和產業鏈出現新的變化，產業鏈不再僅僅表現為垂直型，而是表現為垂直和水平相混合的復合型結構，出版集團可以根據產品內容選擇多種媒體和介質，利用多種方式進行增值活動；同時出版集團也可以根據內容開發相關衍生產品，從而獲得豐厚利潤回報。基于此，我們認為出版產業鏈和價值鏈的打造可以采取以下兩種路徑：一是多種媒體互動開發，走圖書、報刊、廣播電視、數字化產品開發之路，將同樣內容用不同媒體形式包裝轉化，最大限度地推向市場和占領市場。二是圍繞品牌建設，進行相關衍生產品的開發，盡可能延長產品價值鏈，覆蓋更廣泛的市場。
（五）數字化建設與數字化產品
隨著數字化時代到來，全球所有大型出版集團均把信息技術與互聯網業務的開發和發展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不僅所有內容文本全部數字化了，內部管理建立了ERP系統，而且各項業務已全面進入互聯網領域，其步伐之快令人吃驚。
從今天來看，內容供應商往往與一種特定技術緊緊相連——電視、印刷、電影、音響等。但未來發展趨勢將是內容服務與媒體分離，內容供應將越來越獨立。一批特定客戶的需求不但由一系列各種品牌內容的服務來滿足，而且每種服務都自由使用各種技術和媒體。因此，出版集團的數字化是其基本生存條件之一。
面對數字融合浪潮及其將給整個文化傳媒娛樂產業帶來的巨大沖擊和機遇，中國出版業的狀態并不是十分積極。這些年來，雖然中國出版業也在關注數字化進程和互聯網發展，但總體說，我們還沒有真正了解數字融合對文化產業發展的意義，因此進入這一領域的緊迫感還不夠。充分認識數字化建設的極端重要性，關心數字融合趨勢，共同關心文化產業發展動向，并結合中國的實際，快速進行數字化的工作，努力開發各種類型的數字產品，逐步跟上全球化數字融合步伐，是中國出版企業建設中非常重要的方面。
（六）區域分工與聯合及改善出版生態環境
從外部環境看，制約中國出版業進一步發展的兩大因素是地區行政壁壘與出版生態環境的惡化。因此，有效解決這兩個問題，對中國出版業下一步的發展至關重要。
中國圖書市場的發展客觀上需要加強各地出版業的合作，打破行政壁壘，逐步形成區域內合理的出版產業分工。而且，這種區域性的專業化分工應是與收益遞增相聯系的，從而是一種基于內生比較優勢基礎上的區域出版產業分工。這種內生比較優勢能隨著分工的逐步演進而演進，并成為加速知識積累和生產率進展的動力源泉。隨著出版改革的深入，政企分開和出版集團的組建使區域內產業聯合和分工成為可能。因此，適時地在長江三角洲、京津冀等區域推進出版集團間的相互參股、發行渠道的共建、物流體系的共享，以及產業之間的分工，是必須認真研究和加以解決的重要問題。
近年來中國圖書市場獲得較大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各種類型的書店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但與此相應的市場秩序和規則卻沒有很好建立，以至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正常的出版生態環境。以出版與發行之間的供銷關系為例，書店過長的帳期、貸款的拖欠和占用、無謂的退貨、惡意的破產等等相當嚴重威脅著出版社的生存和發展。今后幾年，政府應高度重視市場秩序和規則的建設。首先應該在建立新的出版與發行之間的供銷關系上下功夫，其次應當根據不同出版社的性質制定相應管制規則，特別是對于公共產品類的出版社以及教育和專業出版社尤其應當格外注意，要對這幾類出版社建立嚴格準入標準。需要注意的是，標準應當是非歧視性和非差別性的，只有這樣，才能為出版社的進一步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和生態環境，進一步擴大圖書市場的容量。至于打擊盜版、凈化圖書市場，當然更是改善出版生態環境的題中應有之意。
講演者小傳
陳昕
1952年6月生，浙江省鄞縣人，編審，現任上海世紀出版集團黨委書記、社長。先后擔任過學林出版社編輯室主任，上海三聯書店總編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總編輯，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副局長，上海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青年編輯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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