玖龍紙業被卷入質疑漩渦的背景，同樣是新《勞動合同法》。白手起家的掌門人張茵，正和她的企業一起面臨爭議。在香港特區一個以保護勞工權益為主的學生民間組織的調查報告里，這家規模排行中國第一、亞洲第二的造紙企業被定性為“血汗工廠”，“港企之恥”。
“血汗工廠”:調查與爭議
香港“大學師生檢查無良企業行動”(SACOM)的調查報告名為《2008年首季香港上市企業內地血汗工廠報告》(下稱《報告》)。這個學生民間組織成立于2005年，參與者是中文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部分學生，他們試圖組織香港大學師生志愿者以到跨國公司的內地代工廠做獨立調查、向公眾公布調查結果的方式，喚醒消費者對企業不良行為的關注，迫使企業擔負起社會責任，改善現狀，提高勞工福利。SACOM成立之初首選的就是迪斯尼的幾家內地代工廠，連續兩年的“血汗工廠”報告促使其中一家代工廠關閉，對處于利益鏈最上游的跨國公司卻并沒有更實質性的影響。歐美消費者運動的路徑是否可以在中國復制，目前暫無定論，SACOM的調查活動也在繼續。
2008年初，他們選擇5家香港上市公司的內地工廠，分別是玖龍紙業在廣東東莞和江蘇太倉的兩家工廠、深圳寶安區的鴻興印刷城、深圳寶安區的正潤塑膠五金玩具廠和富達制品廠，以及深圳龍崗區的新生順景制品廠。SACOM發言人丘梓蕙向本刊記者解釋，這是他們從今年2月就開始著手進行的調查。選擇玖龍紙業，的確跟張茵“兩會”期間的提案有關，“能夠發表‘不支持《勞動合同法》’的老板，是不是在用工方面比較苛刻？”“我們組織義工，多次前往深圳、東莞等地的6家港資工廠附近做調查，調查以開放式問卷的方式，訪問了83位工人。”丘梓蕙說，“采訪的結果觸目驚心，違反勞動法的現象非常普遍。”“這其中尤以玖龍紙業最為明顯”。
他們發布調查報告的結論是，5家港資公司在內地都涉嫌經營“血汗工廠”。尤其是玖龍紙業，存在多項侵害工人權益的行為，有10多條“廠規”涉嫌違反中國的勞動法規，其中包括:工人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安全生產培訓、工人直接用手接觸沒有經過任何消毒的進口廢紙、未提供勞保用品、沒有和輔助工簽訂“勞動合同”、沒有加班費、亂罰款，以及不招用乙肝病毒攜帶者。SACOM曾前往玖龍紙業在香港的辦公地點抗議，但并未得到玖龍紙業的正面回復。
這份報告迅速引發關注，面對玖龍紙業的否認，邱梓蕙與SACOM的立場同樣堅定:“他們認為我們調查的事實不符合，那么我就想讓全國的大學生們都去玖龍紙業看看，到底是不是存在違法用工問題。”除了媒體，官方調查力量也介入調查，除了東莞市勞動、工會等部門，廣東省總工會、廣東省造紙協會、廣東僑商投資企業協會等也涉及其中。
低調的首富
成為《2006胡潤百富榜》首富之前，張茵拒絕評論自己的個人財富，她解釋:“畢竟那時我和我的家族企業并不是上市公司，而是私人公司，所以在計算財富時很難做到真正的準確與客觀，而且我們不愿意被過多關注。”胡潤百富的專訪是張茵接受的第一次公開采訪，她以270億元身家問鼎《2006胡潤百富榜》時49歲，也是榜單上的第一位女首富。
祖籍山東的張茵出生在東北，是家中老大，下面還有7個弟妹。她先后在工廠做過工業會計，在深圳信托下屬的一個合資企業里擔任財務工作，以及在一家香港貿易公司做包裝紙的業務。1985年，她只身攜帶3萬元前往香港創業，“用廢紙來造紙”幫她打開了財富大門。領她入行的師傅是內地某造紙廠的廠長，師傅告訴她，廢紙就是森林，將來造紙業肯定要從資源造紙向再生紙發展。她回憶，“香港從事廢紙回收的雖然是些文化程度較低的人，但特別講信義，與我特別投緣，再加上我堅持廢紙的品質，恰好趕上香港經濟蓬勃時期，因此6年內我就完成了資本部分積累”。
1990年，張茵移民到美國，與丈夫劉名中共同成立了美國中南控股公司，逐漸成為美國最大的造紙原料出口商，2000年以后連續5年在美國各行業集裝箱出口中排名第一。據美國港口海運研究機構統計，2002年，美國中南出口的集裝箱總量超過了通用電氣公司以及杜邦公司的出口集裝箱總和，當年美國中南公司向中國出售的廢紙總重量“相當于17艘航空母艦”。目前中南公司已是全球最大的紙原料出口商，年出口超過500萬噸，并以年均30%的速度遞增，業務遍及美國、歐洲、亞洲等，在美國各行各業的出口貨柜數量排名中位列第一。
“廢紙回收利潤率是很高的，超過10%。”張茵的同行、美國廢紙公司中國首席代表王紅培告訴本刊記者，“像張茵這樣原料和生產都做的，可能會更多。”張茵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進口廢紙的時候，國內還是空白。王紅培樂于用入行早來解釋張茵成功的原因，不僅是由于她開始進口廢紙時在國內缺少對手，更重要的是，張茵的進口廢紙曾經是“船公司的寶貝”。上世紀90年代，中國的對美貿易量大幅提升，而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對中遠等船公司而言，意味著出去的船多數時候滿倉，回來時就只能半倉或者輕倉。中南公司數量穩定的進口廢紙受到船運公司的歡迎，作為回報，張茵獲得了相對低廉的運輸成本。王紅培說，由于廢紙體積大，經常超標，所以運輸費用比較貴，通常來講，運輸費在廢紙貨值中占比例最少30%。“從當時情況看，沒有中南就沒有中遠，沒有中遠也沒有中南。”
張茵抓住了上世紀80年代中國造紙原料市場的機遇，先后在美國建起7家打包廠和運輸企業，逐漸鋪開自己的網絡。她還注意到上世紀90年代中國包裝紙行業的空白，尤其高級牛卡紙，幾乎全部從國外進口。張茵因此決定在中國對包裝紙需求量最大的地方——珠江三角洲，建立玖龍紙業有限公司，主要生產替代進口的高檔牛卡紙。1995年，玖龍紙業在東莞成立，當時絕大部分中國的造紙廠還只是處于5萬噸左右的年產規模，所用機器也是國產機，但張茵在東莞投產的第一臺機器就是20萬噸的年產規模。“當時，玖龍紙業一開工就生產高檔牛卡紙，非常火，很多接貨車排著隊在工廠門口等貨。”
2006年3月3日，玖龍紙業在香港主板上市，首次公募計劃發售10億股、發行價為3.4港元，募集資金34億港元，這在民營企業IPO案例中是絕無僅有的“大盤股”。值得一提的是，恒基李兆基、新世界(12.88,0.58,4.72%,吧)鄭裕彤以及嘉里建設郭鶴年3位富商合共以私人名義投入4.68億港元巨資認購了1.37億新股，占總股本的3.3%。
玖龍的擴張與人力成本
其實從一開始進入造紙行業，張茵就是大手筆，在東莞和江蘇太倉的征地足以年產900萬噸包裝紙。雖然最新的財富榜單上，張茵已經不是首富，但玖龍紙業已成為中國第一、亞洲第二、世界第八的造紙巨頭，目前市值近千億元，年銷售收入98億元，利潤為20億元。除東莞和太倉外，在重慶和天津正在興建第三和第四生產基地。
位于麻涌新沙港的東莞基地規模最大，目前員工近9000人。在張茵榮登首富的時候，陸續有記者實地踏訪，對這個陸續投資數億美元的工廠的自動化設備、環保以及配套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占地幾萬平方米的造紙廠房只有幾十位工作人員;所有的環保設備均進口自歐洲;自建的熱電廠不僅能滿足于自身生產的需要，在市場缺電時還有多余電量上網，雙方得益，待新紙機投產后可以平衡自用電量;自建的碼頭和絡繹不絕的數百輛自有卡車忙碌地穿梭在廠區中。”
不過這個耗時一下午的參觀，看起來并不包括整個生產線的源頭——原料部門，這個生產起點就是邱梓蕙和她的SACOM同仁重點調查的內容。玖龍的員工分為技術合同工和輔助工兩種，輔助工承擔的是原料部最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作，工作環境與現代生產線有天壤之別，比如分紙包(將廢紙包打開，挑出里面的塑料，鐵絲等)和撕紙皮(將廢紙浸水后撕出表面的木槳用)。“氣味很臭，很臟，冬天的時候撕紙皮的女職工在冷水中會很痛苦。”這部分員工的每月收入在1500元左右，工資分為計時和計件兩種，員工自己描述，計時工“每天工作8小時，三班倒，不包住也不包吃，沒有宿舍”，而計件工“底薪是960元，然后根據分揀紙的重量折算計件工資，分揀1公斤白紙1毛錢，1公斤報紙4分錢”。雖然有規定的工作時間，但“為了多掙錢，我們都愿意加班”。
2007年底，玖龍紙業因為勞資問題，曾經發生過一起群體性事件。2007年12月13日早上8點開始，玖龍紙業的原料部工人聚集在廠門口的公路上，造成新沙港公路短時間堵塞。導火索是玖龍紙業推出新的管理改革，準備將位于東莞麻涌的工廠兩千余名清潔、衛生等輔助型、非技術工人整體外包交由專業的服務管理公司管理，并與服務公司簽約，薪金仍由玖龍發放，但從之前的1500元左右降到了960元。此舉被認為是規避新《勞動合同法》、降低成本的一種方式。參與罷工的玖龍紙業的數百名休班工人，其實并不具體懂得新法的相關規定，他們只是猜測公司改革實為變相裁員，并擔心與服務公司簽約之后崗位得不到保障，于是在工廠廣場集合，要求與公司續簽合同。當天下午，在東莞麻涌鎮勞動部門的調解下，工人續簽，風波平息。事后張茵解釋罷工事件源于一個誤會，“當前工廠有正式員工近5000人，此外還聘有近2000名臨時員工。這部分臨時工不在企業編制內，沒有固定薪水，拿的是計件工資”，“因早前工廠內有人造謠，稱工廠打算降低這些臨時工的薪水，甚至傳要解雇臨時工，引起大約四五百名臨時工情緒激動不肯上班”。
成本的壓力，原料和人力資本，都是擴張中的玖龍紙業無法回避的問題。之前就有分析者指出玖龍紙業的關聯交易問題十分突出——造紙原料約占生產成本的80%，各種化學品約占8%，兩項合計占成本的九成，而且玖龍紙業這兩類物料采購金額的4/5發生在關聯企業之間。玖龍紙業的內部矛盾被拋到公眾面前，時間脈絡很清晰。群體性事件平息后幾個月，就是張茵的“兩會”提案，幾乎與之同步，玖龍股價出現大幅下跌。3月17日中午，在玖龍紙業公布了截至2007年12月底的中期業績后，下午股價就出現大幅下挫，日跌幅達到40.28%，創下2006年8月以來的最低位。市場把下跌歸咎為玖龍紙業業績未達到市場期望，玖龍紙業公告稱，業績不佳歸因為成本的快速上升。由于原料(特別是廢紙及紙漿)成本的增加，公司整體毛利率由26%下降至23.6%。
珠三角的現實
在東莞麻涌建廠，張茵是仔細考慮過的。“在過去的20年里，珠、長三角地區的產業是最為發達的。在選擇廠址的時候，我對這些地方進行了考察，結果我發現東莞的政府有極強的服務意識，而且這里還有完善的產業鏈。綜合這兩項因素，我確信東莞的投資環境極為優越，最終我選擇了將工廠設在這里。”麻涌介于廣州與東莞之間，與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只有一江之隔。
東莞以GDP平均每年增長18%的速度，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兩件事:把全世界大批有錢人吸引來投資，把全中國大批貧困的人吸引來打工。所謂的“東莞模式”，就是由東莞提供土地，有可能是已經建成的標準廠房，內地的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價勞動力，外資提供資金、設備、技術和管理要素組合模型。東莞成為世界的工廠，它處于整個產業鏈的底端，沒有銷售渠道、沒有自主品牌、沒有核心技術，豐厚的利潤和它無關，它賺的不過是很少的打工費。表面上看，東莞完成了從一個農業縣到工業化城市的轉變，事實上，“我們還沒有實現人的轉變和提升，農民還是農民”。
東莞現有的基礎是一萬多家靠貼牌生產為主的加工貿易企業，民營經濟主要集中在酒店、房地產等第三產業，上市公司也不多。東莞在面臨雙邊緣化困境，產業結構的不合理帶來了東莞龐大的人口，也帶來了嚴重的社會管理問題和環境壓力。市委書記劉志庚說，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就是產業升級。進入本世紀，東莞模式正在逼向極限，土地、電力等資源日漸匱乏，原材料、勞動力價格迅速上漲，環境保護壓力越來越大。
有研究者做過計算，結論是東莞的產業屬于“勞動低生產性”，例證是“2004年溫州第二產業人均GDP產出為36742元，而東莞為18332元，僅相當于溫州的一半，這意味著產出同樣數量的GDP，東莞必須投入比溫州多一倍的勞動力”。“勞動密集程度更高，因為勞動生產性低，勞動者的工資水平的上升空間極有限。東莞模式要實現持續增長需要新增勞動力供給的不斷補充，而這些勞動力的工資還必須要控制在一定水平之內”。
在這一系列的壓力之下，新《勞動合同法》的出臺，是否真的是那最后一根稻草？東莞市臺商投資企業協會秘書長趙維南告訴本刊記者，2007年底東莞各地工人罷工事件頻出，有時一天同時有三四起。起因并非都是新法，而是自從2004年的“民工荒”后，打工者們的議價能力普遍提升，新法的出現，目前對企業主的影響明顯大于勞動者。
2007年底，東莞東城區一家4000人的臺資鞋廠宣布倒閉，為工人們發放了4000多萬元的遣散費。趙維南評價，“這是有良心的。沒有良心的，本來財務就不健全，利用這個借口(新法導致成本上升)一走了之，留下殘局讓政府去收拾”。趙稱這樣的例子已經出現了兩起，還有一些企業主前往越南、柬埔寨考察，準備外遷。趙并不認為新法直接導致了這些工廠的倒閉，但稱之為“雪上加霜”。更早一點，2006年，東莞推行最低工資標準每月690元以后，一批企業已經倒閉。
工資的幾何級差異在整個珠三角都很明顯，相當部分民營企業的收入分配是向資方和管理層大幅度傾斜的，而第一線工人的工資很多參照本地最低工資標準。玖龍紙業同樣存在類似問題，不過根據調查部門的結論，玖龍一線工人的薪水略高于廣東同行業同崗位1200元的平均標準。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并不贊同SACOM報告的定性結論，他告訴本刊記者，報告所反映的部分問題屬于公司內部的管理問題，真正涉及新《勞動合同法》的，只在于勞務派遣問題。究竟玖龍紙業原料部門的一線工人是否符合勞務派遣的相關規定，是否屬于臨時性、輔助性、可替代性的工作，目前看來都有討論空間。
孔祥鴻強調的是，“實際上很多企業在2008年1月1日之前是亂用派遣工，所以現在我們允許這些企業有一個過程解決勞務派遣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很復雜，涉及很多方面，而且國務院實施細則還沒有出臺，對于勞務派遣工的規范性的規定，還需要政府進一步的進行規范”，因此需要一個過程。“我知道有一些企業有幾千個勞務派遣工，比如說一個公司，他現在全部轉為了合同工。包括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在2008年之前也是屬于很多勞動派遣工，他們現在也正在做轉為合同工的工作。既然我們允許這些企業過去不規范，現在規范，我們對玖龍紙業也是這樣的。
“勞資利益不平衡，中國目前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我們的企業還有很多，我們工會也在糾正這個現象。”孔祥鴻對本刊記者說，“但是我們糾正現象不是把企業搞死，而是希望企業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能夠通過與勞動者的協商、利益的協調來共同解決勞資關系的問題。”具體到玖龍紙業也是一樣，“讓它整改，也是讓它辦得更好，而不是把它辦死。當然希望張茵女士和她的管理團隊能夠更好地管理工廠”。(記者 王鴻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