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真正實現黨和國家提出的擴內需、保增長的目標，必須把環境保護作為一個重要的戰略問題認真加以解決。
“兩會”剛剛拉開帷幕，一些地方決策者對于科學發展和如何理性地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思路便迎面撲來，令人感到耳目一新。
全國人大代表、寧夏回族自治區主席王正偉對于如何應對金融危機，自有獨到的見解:緊緊抓住產業結構調整這條主線。
這樣的決策，不僅是對黨和國家“擴內需、保增長、調結構、促發展”思想內涵的科學把握和戰略部署的堅決貫徹，更是結合地區自身狀況和特點，對未來發展方向和發展方式的正確選擇。
王正偉的分析入木三分、給人啟迪。保證工業增長是保民生、保就業、保發展、保財政收入的先決條件。過去寧夏是高耗能的經濟結構，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首先倒下的就是這種高耗能、高污染企業。這一現象給當地帶來的啟示就是這樣的經濟結構已經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到了必須進行調整的時候了。所以，寧夏將工業結構調整作為保增長的一個重要工作，明確提出，首先要調整工業結構。
王正偉的話，體現了一個地方決策者在金融危機的沖擊面前，對于經濟社會建設與環境保護之間關系的正確理解和科學把握。這樣的理解和認識，既來自于對粗放型發展方式帶來的教訓的深刻汲取，也來自于對轉變發展方式過程中取得的經驗的認真總結。
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的經濟帶來了嚴重的沖擊，同時，也使我國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缺陷暴露無遺。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益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不僅在給我國經濟帶來高速增長的同時，留下了嚴重的生態破壞、環境污染等問題，也使我國的經濟處于脆弱的狀態，抵御外來風險的能力弱，發展后勁不足。
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不能將目光和思路局限在依靠多上工業項目刺激經濟復蘇上，更不能饑不擇食地默許甚至支持“兩高一資”企業死灰復燃。我們必須認識到，當前嚴峻的經濟形勢固然是由于受到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波及，但深層次的原因卻在于我國長期以來沿襲的粗放型增長方式本身存在的先天性缺陷，而這樣的缺陷在當前的經濟形勢面前，進一步加深了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們帶來的傷害，加大了我們渡過難關，確保實現平穩較快發展的困難。以犧牲環境換取經濟增長，不僅使我們的發展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使中國的經濟在世界經濟格局中處于低端，更使我們應對危機，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缺失了強有力的基礎性支撐和保障。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絕非治本之策，要做到轉危為機，必須抓住深層次矛盾和根本性癥結加以解決。調整結構，成為必然的選擇和唯一的途徑。
推動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促進經濟與環境的高度融合，是經濟結構調整中必須把握的原則。調整經濟結構，正是為了使區域的經濟結構、產業種類和規模與當地資源環境特色、環境承載力相吻合，以最少的資源消耗，最小的環境代價換取最大的經濟利益，確保以良好的生態環境為經濟社會建設與發展提供有效而長遠的支撐。社會生產必然會占用資源環境，關鍵的問題在于怎么用才能用得巧，怎么用才能用得好，怎么用才能用得久。這不僅關系著我們能否最大限度地降低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外部成本，更關系著我們能否為未來的發展打好基礎、積蓄資本、增強能力。
在這樣的思路下，加強環境保護自然成為調整經濟結構的題中應有之義了。寧夏的做法，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借鑒。為加強環境保護，他們制定了十大鐵律，誰違反鐵律就要拿掉誰的帽子；自治區每年在生態建設、環境保護上都要做十件實事、大事，并有考核任務；自治區政府制訂30條政策，對環保工作做得好的予以支持，對做得不好的通過增加稅收等各項政策處罰，不給污染企業生存環境；加大執法力度，關閉了四五百家造紙、冶金、電池生產等小企業。顯然，嚴格的環境保護法規、政策和標準，成為寧夏調整經濟結構的有力助推。寧夏回族自治區主席王正偉態度堅決，在生態建設、環境保護、節能減排等重大問題上絕不含糊，寧夏天藍地綠的好環境必須保持好，不能為了一時的發展破壞環境，也不能為了眼前的利益毀了子孫后代的前景。
想起去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省省長栗戰書的一句話:“珍惜自然資源和生態稟賦，就是增強競爭力，要讓綠水青山成為永續利用的GDP。”
好的環境受到如此重視，環境保護，鑄就的不僅是應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能力，更是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實力。（作者：陳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