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中國白板紙基地”之稱的富陽市距杭州市30分鐘車程，是中國造紙業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此殊榮并非來之不易，中國造紙業原料一半來自木漿，另一半則源自廢紙，而富陽當地的廢紙交易市場，歷來生意興隆。
但5年前，面對豐富的原料供給，杭州市富陽富倫紙廠總經理羊軍卻困惑不已。此地400多個同行以類似的模式加劇競爭，不足百人的富倫紙廠如何能夠獨辟蹊徑、殺出重圍？
市場上被拾荒者收來卻無人問津的利樂包裝引起了羊軍的注意。在富陽人看來，復合材料制成的利樂包不可回收。“我記得看過一個資料，在國外的回收點，利樂包都是壓扁后被整整齊齊捆在一起擺放。”羊軍對《環球企業家》回憶說。他立刻閃過一個念頭：如果利樂包不可回收，為何還要如此費力，倘若有回收價值，在富陽，倒是個壓低成本的機會。
羊軍并未料到，這個念頭會改變富倫紙廠的命運，直到利樂公司(Tetra Pak)環保工程師查海濱出現在他面前。
為了尋找對回收利樂包感興趣的廠商，查海濱已在富陽輾轉兩月有余。遇到羊軍，他精心準備的專業知識總算派上了用場，而查的談話也解決了羊軍的迷惑。利樂包中長纖維優質紙漿、塑料和鋁的含量分別為75%、20%、5%。理論上，通過水力碎漿技術和鋁塑分離技術，可將三者分解。分離出的紙槳是制成高檔牛皮紙的最佳原料，而塑料和鋁錠亦能在相應廢舊物資市場賣出好價錢，對富倫紙廠來說，這意味著一片人跡罕至的藍海。
但更為誘人的是，查海濱向羊軍描繪了一副具可操作性的商業圖景。
鑒于利樂包裝回收在中國尚未成規模，利樂會以較低價格向富倫提供生產剩余的包裝原料，作為生產原料。同時，利樂提供技術服務，幫助富倫改進設備和生產工藝流程，以便實現分解。“你可以走一條特殊的發展道路。”查海濱對羊軍說。
有別于傳統紙廠的道路帶給富倫的改變，幾乎是立竿見影的。由于當時利樂包回收缺乏市場認知，富倫的生產成本大幅下降，規模得以擴大。2006年，這家即使在當地也鮮為人知的小紙廠的利樂包裝回收項目被評為“十一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重大項目示范工程”。如今，富倫每月處理廢棄紙盒3000噸，年產中高檔特種牛皮紙1.5萬噸。作為當地具有典型意義的環保型造紙工廠，富倫的規模已達到本土行業內中等水平。
就在富倫高速成長的5年間，先后有10家紙廠參與到該項目中。這在客觀上推升了利樂包裝在廢舊物資市場的地位，最初回收價格為“零”，高點時，一斤疊摞齊整的利樂包可賣到1元8角。拾荒者送來的利樂裝逐漸增多，羊軍索性在全國鋪設了40多個回收站點。2008年，利樂公司終于有了“超速”體驗，在中國共回收了2.7萬噸利樂包，同比增長約50%。現在，這27億只利樂包正在變成名片、筆記本、文件夾、圓珠筆或垃圾桶。
但實際上，1980年代進入中國、占據95%市場份額的利樂獲得的是一份令人沮喪的成績單。5年、10家小紙廠的擴展速度著實堪憂，而相對于利樂在中國400億只的年產量，提升后的回收率不足10%，在德國，這個數字是80%。
更何況，這家瑞典公司遵循一種覆蓋產品整個生命周期的可再生管理模式，從原材料、產品設計、生產乃至再利用，其環保理念滲透在自身業務的各個環節。無論多么努力，利樂都難以按總部要求，在中國復制這條綠色鏈條。
在利樂的全球綠色理想和中國現實之間，橫亙著一條斷裂的回收產業鏈。查海軍們的具體困境是：首先，找到羊軍有著天然困難，而找到之后，展現在他們面前的，卻是一些更為松散而不可把握的因素—拾荒者，以及中國松散的垃圾回收體系。
求解
平心而論，利樂宏大的綠色計劃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是迫于日益調高的環保標準之壓。在環保意識較為普及的歐洲，環保標準的設立是摻雜了政治、商業等多重因素的博弈，但在現實層面，卻是公司在行業中生存的門檻。包裝業不僅對紙品高度消耗、且因一次性消費產生大量廢棄物而飽受詬病，在該行業中占據全球75%首要份額的利樂，壓力尤為重大。
根據歐洲最新的2010年強制減排計劃，利樂公司必須在全球將碳排放降至不到30萬噸。“這個目標還是非常有挑戰性的。” 利樂中國有限公司環境與企業傳播經理姚特克說。
盡管中國市場上，利樂面臨的公眾壓力小于西方市場，但隨著中國市場的增長，總部對利樂中國的環保要求絲毫不予放松，將其納入公司業績考核范圍。況且，中國政府也推出了2010年強制減排目標。利樂中國所感受到的壓力，只能日趨加重。
當然，利樂包裝本身設計有利于碳減排。一升單位內，紙包裝碳排放為60至90克，塑料是其兩到三倍，而玻璃的更高。但考慮到紙漿的高消耗量，最現實的解決方案，仍是每一個利樂包的充分利用。“嚴格說來，從一棵樹到做成紙以后，可以循環利用七次。之后，隨著纖維越來越短，吸濕、潤脹的程度會越來越差，就不適合造紙了。” 利樂中國資深環保工程師崔忠偉對本刊說。
利樂中國的環保團隊需要為此前仆后繼。查海濱離職后，崔忠偉成為利樂3人環保工程師團隊中的負責人。數年來，每個工程師平均接觸近40家造紙企業，方獲得10份訂單。
在傳統回收體系幾近崩潰的中國市場，推進這一項目的難度超乎想象。在利樂公司總部會議上，中國員工無奈地發現，一些西方國家立法規定利樂包裝必須再生利用，并配有完整的回收產業鏈，因此環保工程師在實驗室之外的工作只是進行社區宣傳，無需像他們的中國同事那樣，為一樁成交率極低的交易，跋山涉水。
崔忠偉們處于一個尷尬鏈條的中間。鏈條的起始，是中國尚未建立合理的垃圾分類體系，和有待培養的消費者垃圾分類習慣，這加大了分揀難度。而在鏈條末端，并不完整的環保產業鏈未將利樂包裝納入回收系統。
這使得崔忠偉們必須找到更多的中國智慧，將這一鏈條中的斷裂處彌合起來。
在更大范圍內復制富倫紙廠的成功經驗，是利樂中國工程師實現業績的主要方式。小企業產能有限，又有較強融資需求，樂于與利樂嘗試合作。但這是一項繁瑣的、低效的任務，從內心講，本土造紙業巨頭，仍是更理想的合作者。
事實上，工程師們的洽談名單上不乏這類企業，其中也有不少對此表示興趣，但更多的大企業仍受困于凌亂的產業體系，望而卻步。
中國產能最大的箱板原紙產品生產商玖龍紙業與利樂環保工程師有過多次接觸，并已納入玖龍的籌劃之中，但遲遲沒有實質性介入。據悉，玖龍紙業每天總產能有三四百萬噸，僅一條生產線便有數十噸萬產能，若采用新的生產原料，生產線改造成本高昂。而除卻擔心新原料的適用性，是否有足夠的原料維持生產線運轉也是玖龍躊躇良久的原因。
后者同樣是個普遍性難題，利樂包裝回收工作發展至今，盡管在總量增幅顯著，但分布十分分散。“我們不可能將全國回收到的利樂包集中到一個地區，供一家公司使用。”崔忠偉說。于是，利樂和大型造紙公司的合作，目前只能限于單次的嘗試性行為。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利樂找到南方重要的制漿造紙基地廣州造紙廠，說服后者用利樂包裝分解出的纖維制造纖維紙。8月8日的《北京商報》即采用這種紙印刷—這個不錯的開端并未給利樂帶來長期訂單。
民間真相
利樂的項目之所以難于推進，在于它必須在同一時間內解決多重困難。問題在現實中往往連綴在一起，為了保證回收原料的供給以說服公司合作，利樂中國必須將觸角深入到松散的垃圾回收這一上游環節中。
一幅原生態的圖景展現面前，但崔忠偉們也由此面臨最大的挑戰：中國城市公共衛生體系中的官方回收體系早已隨著計劃經濟的褪色而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無數城市拾荒者。他們和城市環衛工人一起，成了城市垃圾的第一道“門檻”。
在這種自發的分揀過程中，有用的垃圾被挑出來，無用的則留在垃圾箱內，直至被環衛工人送進垃圾填埋場填埋焚燒。至于什么有用、什么無用，全憑拾荒者的隨機選擇。
“環衛工人的垃圾車現在只起一個運輸功能，不承擔分揀功能，所以在中國的回收體系里，真正承擔分揀功能的都是私人。” 海淀回收公司副總經理、北京聯合開源再生資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總經理李志新對本刊說。
40多歲的李志新每天早晨6點半就要出門上班，打交道最多的是社區廢品回收站，以及各處的廢品集散地等。對于回收體系的變遷，李有切身體驗。
2002年，隨著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大量農民工進入城市，社區拾荒者迅速增加。同時，老舊小區的拆遷導致原有社區回收點被拆除，而新建小區內又沒有固定回收網點，大批的流動拾荒者也給社區安全造成隱患。于是，海淀回收公司決定推行社區回收網絡建設，通過在小區內設立固定回收點，“收編”流動拾荒者，以統一管理，規范操作的方式讓廢品回收工作走上正規化之路。這個艱巨的任務交給了李志新。
這個過程加深了李對民間拾荒者的理解。后者的組織形態以近似于“老鄉會”，例如，在北京的廢舊物資回收市場上，拾荒者多為河南人和四川人。分散、不具法人資格的組織形態，無法和企業進行交易，這一點直接制約了利樂包裝回收產業鏈的形成。
在接觸紙廠時，崔忠偉們一度不解的是，很多規模較大的造紙企業，其主要原料來自昂貴的進口廢紙，中國儼然成為國外的廢紙垃圾廠。
“一了解才知道，他們有他們的難處。”崔忠偉說。一家產能上千萬噸的大型造紙企業，通過進口廢紙，可以享受一些退稅、優惠政策。反之，從拾荒者手中購買國內廢紙，后者由于沒有正式交易身份，無法開具發票，企業無法享受環保退稅政策。“所以，買國外的廢紙反而比買國內的廢紙要便宜很多。”崔忠偉說。
這方面，巴西將拾荒者納入社會正常體系的模式或許值得借鑒。拾荒者合作社采取公司運轉方式，以分揀垃圾收入支付水費、電費、以及合作社所有成員的工資、醫保及社保。
實際上，社會和政府對于拾荒者的態度直接關系到整個回收工作的成敗。在巴西，各州政府會自行決定，從州里劃出一塊地方，供拾荒者、弱勢群體免費使用。政府甚至會提供辦公場所，教授他們如何做垃圾分揀，如何在城市流動時注意自身安全。因此，巴西雖然沒有強制立法規定利樂包裝必須被回收，但卻是全球利樂包裝回收率較高的地區。
但眼下，利樂中國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接近拾荒者，從而理解紛亂的城市回收體系。
尋找拾荒者
對崔忠偉和他的同事來說，這是一個陌生的群體。
這些實際承擔城市垃圾分揀功能的工作者，生活在城市的背面。每天下午三、四點，他們出去撿拾垃圾，凌晨一點，集中到路燈明亮的地方做分撿工作。“選擇這個時間，是因為這時城管和交警不會找他們。”崔忠偉說。清晨七點，賣掉垃圾的拾荒者終于可以找一個地方休息，等待下一個工作時間的到來。
崔決心接近這個人群，和他們成為朋友，但起初卻碰了一鼻子灰。2005年，他說動上海一家物資回收公司的員工帶他去見當地一個拾荒者組織的領導者。當他們找到他時，這個正在小區里撿垃圾的“頭目”卻掉頭就跑。崔忠偉追了很久才把他追上。
面對崔忠偉的宣傳攻勢，這位拾荒者仍心存疑慮，擔心撿回利樂包裝卻拿不到錢。幸好同去的物資回收公司負責人當場答應預支款項，條件是必須把該地區所有的利樂包裝集中撿拾。
相互熟悉只是工作的第一步，為了打破拾荒者們關于“利樂包裝不可回收”的觀念。利樂公司在一些城市組織了專門的拾荒者培訓，崔忠偉也曾沖上講臺。
事實上，對這個特殊群體來說，除了宣傳環保觀念外，最直接的動力仍是經濟利益。為此，利樂公司聯合廢舊物資回收的地方公司，向拾荒者承諾較高的回收價格。“我們的所有工作，都是在著力恢復利樂包的完整價值鏈。”崔忠偉說。
通過操作利樂包裝回收項目，利樂的環保工程師觸及到了中國回收體系的深層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則需更多人的努力。利樂中國管理層已然意識到，利樂包裝回收工作開展的瓶頸，不再是對企業項目運作能力的考驗，而是關乎整個社會回收體系的再造，以及普遍公眾意識的強化。
在一次演講中，利樂中國區副總裁楊斌登臺后第一句話問：“請問各位，你們的家中各有幾個垃圾桶？” 臺下人面面相覷。
接下來，楊斌自問自答說：“我希望每個家庭都至少準備兩個垃圾桶，一個放廚房，一個放其它地方。”楊斌建議，至少應該在城市家庭推廣垃圾的初步分類，即“干濕垃圾”分開。所謂“濕垃圾”，指剩飯菜一類，基本屬于不可回收垃圾；而“干垃圾”即指包括利樂包在內的其它垃圾，可被籠統看作可回收垃圾。
在河南的一個地區，利樂鼓勵當地居委會發袋子給居民，將垃圾進行干濕分離。濕垃圾運走，干的留下來居民自行分撿、買賣。
令崔忠偉高興的是，環保觀念在城市中的傳播多少還是帶來了些切實改變。拾荒者不僅獲得了收入，社會地位也有所提升。“現在很多的輿論、媒體、政府都打算給拾荒者更多的資源和支持。”崔忠偉說，據悉，上海市已明文規定允許拾荒者進行垃圾分揀工作。
然而，利樂公司的員工在宣傳這類理念時也意識到，在完整產業鏈缺失、并脫離法律制約的狀態下，即使部分居民完成了初步分揀這一步驟，后續體系的不完善很可能使這類行為難以為繼。在這場多方角力的博弈中，將環保理念更穩固地植入公眾意識，勢必要經過反復的成敗交替，其難度并不亞于利樂所期望的產業鏈的重塑。
“目前這種產品回收渠道不暢，可考慮建立合理的回收渠道促進其回收的再利用，但關于其回收涉及中國人的資源意識，(其發展)有可能時間跨度很大。”天津大學管理學院學者劉偉華感慨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