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大學出版格局是世界上少見的，但學術出版水準和國際影響力落后于海外同行。
再過兩個多月，中國的大學出版社將徹底跟“事業單位”說再見。按照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及教育部的要求，大學出版社的改制工作將于2009年年底前全部完成。隨著最終時刻的日益臨近，大學出版界彌漫著兩種情緒，一種情緒是對未來發展比較樂觀，另一種則是對前途表現出擔憂。而這種擔憂里還包括，改制會不會讓大學出版社迷失方向，會不會改掉大學出版的本質和精神?
一樣的追求 不一樣的路徑
弘揚學術、服務教育和傳播文化是大學出版的本質和精神，中國的大學出版社從一開始就將學術出版與商業出版結合起來做。
大學出版的本質和精神是什么?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表述，但無論中外，對大學出版的本質和精神的概括應該說是一致的，即弘揚學術、服務教育和傳播文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社長朱杰人認為，大學出版的主要任務和精神在于學術出版和文化積累。復旦大學出版社社長賀圣遂認為，大學出版社應該與大學圖書館、實驗室一起，成為推動大學發展的“第三方勢力”。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總編輯周蔚華在對中美大學出版社進行比較研究之后認為，中美大學出版社都是所在大學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都為所在高校的教學、科研和人才培養服務，都注重學術質量和品牌意識，將學術出版作為重要任務等。
中外大學出版社對大學出版本質與精神的理解并無本質差異，但由于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不同，起步階段的差異，在追求、實踐大學出版本質與精神的過程中，選擇的路徑和采取的方式卻是大相徑庭的。周蔚華告訴記者，美國大學出版社起步時，大眾、教育圖書的市場份額已經被商業出版機構瓜分殆盡，如美國的學校教材主要是由商業出版機構出版，美國的大學出版社大多只能依靠學校的經費或基金、慈善資助，做自己擅長的學術出版;而中國的大學出版社與商業出版社幾乎同時起步，從一開始中國的大學出版社就將學術出版與商業出版結合起來做。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前社長肖啟明對比中國與英美大學出版社發展模式發現，英美的大學出版社幾乎都是非營利性出版機構，不以贏利為目的，享受“免稅優待”，能夠獲得大學經費、社會基金以及慈善資助，如果出現經營利潤也不能分配給內部成員，而只能投入到生產經營之中。而我國的大學出版社既要繳稅，也要向學校上繳利潤，基本上也得不到學校或者社會資金的資助，主要靠商業領域的出版獲得利潤，維持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同時用以資助和推動學術出版。
商業成就 學術缺失
中國的大學社甚至比商業出版社更強，但學術出版薄弱、文化和社會影響力不足，這是不爭的事實。
由于不同的發展路徑和方式，導致英美等國大學出版的狀況與我國的大學出版狀況出現了較大的差異。目前，英美等國大學出版社的發展普遍面臨著嚴峻的困境，特別是數字化以后，生存的壓力更加明顯。目前，在美國總計約100家大學出版社中，預算出現赤字的比例高達70%，22%的出版社經費基本持平，只有8%的大學社能夠贏利。美國大學社在美國圖書市場上所占份額極小，總銷售額不足全行業銷售額的1%。周蔚華告訴記者，美國最大的大學圖書出版社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年出版品種兩三百種，銷售收入約5000萬美元，而中國最大的大學圖書出版社銷售收入早已超過1億美元，中國大學社的總銷售額占全國圖書總銷售額的比例在 20%左右，年出版新書能力超過1000種的中國大學出版社不在少數。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社長賀耀敏認為，中國的大學出版是中國出版界最具影響力的組成部分。這樣的出版格局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包括發達國家中都少見的，國外大學出版社的整體發展不是很充分，它們的模式對于中國大學社來說不是很適應。
與英美眾多同行在生死線上掙扎的情形相比，就商業角度而言，中國的大學出版社無疑是更為成功的。無論社均贏利能力、人均利潤、單品種利潤，還是對銷售渠道的影響等，中國的大學社甚至比商業出版社更強。
然而，另一方面，中國大學出版社學術出版薄弱和文化、社會的影響力不足也是不爭的事實。在盤點中國大學出版社取得令世界都為之矚目的商業成就的同時，國內許多專家、學者對中國大學出版社的評價卻并不高，一些話甚至有些“刺耳”。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劉華杰告訴記者，他已注意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多年，他很希望中國能有一家大學社能成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但估計10年內沒戲”。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主任、教授江曉原認為今天中國的“大學出版”已經和“出版”沒有什么區別了，“唯一的區別，也許是大學出版社更多地為本校教師出版僅僅為了項目交賬或職稱晉升而炮制出來的學術泡沫，但這在目前的大環境中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田松甚至覺得，現在，中國的大學普遍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辦大學，所以這些大學的出版社也就失去了總的方向，失去了追求的目標。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說：“現在國內各所大學都有出版社，但是理想的還沒有。我建議討論這個話題時看看國外著名的大學出版社，比如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的出版社，這些社很有品格，出來的每本書都有其意義。反觀國內的出版社，為了生存、賺錢，什么書賺錢就出，跟大學、學術都沒有什么關系。”
著名經濟學家梁小民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穆勒、經濟學獎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在中國的遭遇為例，批評中國的學術出版者缺乏眼光。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謝泳認為，大學出版社應當追求思想意義和引領時代精神，重學術勝于重利益。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傅光明也認為，大學出版社和一般的出版社不同，學術眼光、學術胸襟等很重要。
改體制 不改精神
大學出版社要想起到別人無法替代的作用，要想取得長遠的發展，就一定要堅持大學出版的精神。
盡管“改”與“不改”的討論已經成為一個過去時，但改制以后，對大學出版社能否堅守大學出版的本質與精神的擔憂和疑慮，卻并沒有消散。江曉原告訴記者： “在改制之后，我們也不能要求大學出版社出版更多只有社會效益而沒有經濟效益的學術書籍了。今天，大學出版社所依托的本校學術資源，別的出版社也完全可以利用。”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副社長張宏擔心，未來對企業屬性的關注使得人們忽略了大學出版社之所以是大學出版社的另一個屬性，一個可能甚至跟企業的目的或宗旨相左的特性——它的學術出版、傳播知識的使命。
但也有書業人士認為，大學出版社的改制并不必然會消弱大學出版精神。肖啟明認為，改制后的大學社沒有理由不在原有的定位和出版特色基礎上發展自身。廈門大學出版社社長蔣東明相信，大學出版社應始終以文化建設為己任，在學術積累與商業原則的碰撞中堅守自己的理想。即使在出版業不斷推向商業化的過程中，大學出版社要想起到別人無法替代的作用，要想取得長遠的發展，就一定要堅持自己的這種選擇。
許多大學社社長都表示，從歷史來看，能給高校教學科研和學術出版起著較大推動作用的，不是那些市場化程度低的出版社，相反是那些市場化程度高，并且更善于在市場中搏擊的出版社。朱杰人告訴記者，中國國情決定中國的大學出版只能靠自己，沒有外來的商業性的公益資助。中國的大學出版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發展道路，即以商業出版反哺學術出版，從國內排名前十位的大學出版社來看，商業出版與學術出版的結合做得很成功。而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和劍橋大學出版社這類世界一流的大學出版社，同樣是兩者結合的典范。
專家學者批評中國大學出版社在學術出版水準和國際影響力上落后于英美同行，意見是非常中肯的，但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出版社的屬性是非營利性組織還是企業，而是由中國的社會、科技、文化、教育等現實發展水平和客觀環境所決定的。那些掙扎在生死邊緣的英美大學出版社，它們的性質是非營利性，但它們對學術的貢獻又能有多大呢?許多大學出版人相信，大學出版的本質與精神能否堅守與出版機構的產權屬性無關。相反他們相信，“這一次出版體制的改革，一定會更加有效地促進出版業特別是大學出版業更好地堅守出版的理想和追求”。
與英美眾多同行在生死線上掙扎的情形相比，就商業角度而言，中國的大學出版社無疑是更為成功的。無論社均贏利能力、人均利潤、單品種利潤，還是對銷售渠道的影響等，中國的大學社甚至比商業出版社更強。
然而，另一方面，中國大學出版社學術出版薄弱和文化、社會的影響力不足也是不爭的事實。在盤點中國大學出版社取得令世界都為之矚目的商業成就的同時，國內許多專家、學者對中國大學出版社的評價卻并不高，一些話甚至有些“刺耳”。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劉華杰告訴記者，他已注意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多年，他很希望中國能有一家大學社能成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但估計10年內沒戲”。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主任、教授江曉原認為今天中國的“大學出版”已經和“出版”沒有什么區別了，“唯一的區別，也許是大學出版社更多地為本校教師出版僅僅為了項目交賬或職稱晉升而炮制出來的學術泡沫，但這在目前的大環境中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田松甚至覺得，現在，中國的大學普遍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辦大學，所以這些大學的出版社也就失去了總的方向，失去了追求的目標。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說：“現在國內各所大學都有出版社，但是理想的還沒有。我建議討論這個話題時看看國外著名的大學出版社，比如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的出版社，這些社很有品格，出來的每本書都有其意義。反觀國內的出版社，為了生存、賺錢，什么書賺錢就出，跟大學、學術都沒有什么關系。”
著名經濟學家梁小民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穆勒、經濟學獎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在中國的遭遇為例，批評中國的學術出版者缺乏眼光。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謝泳認為，大學出版社應當追求思想意義和引領時代精神，重學術勝于重利益。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傅光明也認為，大學出版社和一般的出版社不同，學術眼光、學術胸襟等很重要。
大學出版社要想起到別人無法替代的作用，要想取得長遠的發展，就一定要堅持大學出版的精神。
盡管“改”與“不改”的討論已經成為一個過去時，但改制以后，對大學出版社能否堅守大學出版的本質與精神的擔憂和疑慮，卻并沒有消散。江曉原告訴記者： “在改制之后，我們也不能要求大學出版社出版更多只有社會效益而沒有經濟效益的學術書籍了。今天，大學出版社所依托的本校學術資源，別的出版社也完全可以利用。”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副社長張宏擔心，未來對企業屬性的關注使得人們忽略了大學出版社之所以是大學出版社的另一個屬性，一個可能甚至跟企業的目的或宗旨相左的特性——它的學術出版、傳播知識的使命。
但也有書業人士認為，大學出版社的改制并不必然會消弱大學出版精神。肖啟明認為，改制后的大學社沒有理由不在原有的定位和出版特色基礎上發展自身。廈門大學出版社社長蔣東明相信，大學出版社應始終以文化建設為己任，在學術積累與商業原則的碰撞中堅守自己的理想。即使在出版業不斷推向商業化的過程中，大學出版社要想起到別人無法替代的作用，要想取得長遠的發展，就一定要堅持自己的這種選擇。
許多大學社社長都表示，從歷史來看，能給高校教學科研和學術出版起著較大推動作用的，不是那些市場化程度低的出版社，相反是那些市場化程度高，并且更善于在市場中搏擊的出版社。朱杰人告訴記者，中國國情決定中國的大學出版只能靠自己，沒有外來的商業性的公益資助。中國的大學出版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發展道路，即以商業出版反哺學術出版，從國內排名前十位的大學出版社來看，商業出版與學術出版的結合做得很成功。而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和劍橋大學出版社這類世界一流的大學出版社，同樣是兩者結合的典范。
專家學者批評中國大學出版社在學術出版水準和國際影響力上落后于英美同行，意見是非常中肯的，但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出版社的屬性是非營利性組織還是企業，而是由中國的社會、科技、文化、教育等現實發展水平和客觀環境所決定的。那些掙扎在生死邊緣的英美大學出版社，它們的性質是非營利性，但它們對學術的貢獻又能有多大呢?許多大學出版人相信，大學出版的本質與精神能否堅守與出版機構的產權屬性無關。相反他們相信，“這一次出版體制的改革，一定會更加有效地促進出版業特別是大學出版業更好地堅守出版的理想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