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倫發明造紙術前，中國有沒有紙？其他國家有沒有紙（指用于書寫的紙）？歐洲羊皮紙、埃及紙草紙，這些算不算紙？這些問題在歷史上一直有爭論，尤其解放后隨著考古發掘，在古墓中、烽火燧的垃圾中發現一些“紙殘片”，更在部分考古、文史工作者和造紙工作者中引發了爭論。爭論雙方都有各自的調研鑒定工作，各自發表文章。那么對于是紙不是紙，人們的分歧點在哪？作為造紙工作者，我認為要界定真正的紙，工藝特征是關鍵，工藝方面的聯系，決定了蔡倫紙與現代紙的傳承關系。
造紙術的基本工藝特征是“剉、煮、打、抄”。為什么蔡倫發明的造紙術要總結為“剉、煮、打、抄”呢？
剉：《東觀漢記·蔡倫傳》記載蔡倫造紙原料時稱“典作上方，造意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作紙”。魚網和敝布都是大麻和苧麻，原產地中國。古代麻織品總名曰布，絲織品總名曰帛。用敝布、魚網為原料造紙都離不開“剉”。“剉”字從刀，即切斷的意思。
煮：《詩經·陳風》載“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即用于紡織的麻原料可以在朝東方有陽光照射的池水中漚浸，因水溫提高可以加快其發酵脫除木素與果膠，但古代用葛紡織就要先經過水煮。一直傳至近代的造紙煮料工具是常壓的木楻與鑄鐵鍋。《天工開物》“殺青”篇中也有楻煮的插圖。
打：舂搗紙漿。舂搗即機械打漿，是使纖維能相互締結成紙頁的關鍵工序。其作用是將稱為初生壁的纖維的外殼打破（壓潰、劈裂、脫袖），以露出其內的微細纖維并使纖維之縱裂帚化，在水中形成相當大的絲狀表面積，使纖維素分子結構上的氫或羧基暴露于纖維表面，相鄰纖維上的這類基團在水中形成水鍵，經脫水干燥后產生氫鍵，相互拉緊，形成具有強度的紙張。鑒別出土類紙物是麻絮還是紙張，首先要看它是否經過打漿。
抄：抄紙。經過舂搗打漿的纖維，均勻懸浮于水中，用抄紙簾過濾成濕紙頁，干燥后即成紙張。許慎《說文解字》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字書，其中對“紙”的解釋寫到“紙、絮——苫也”。“苫”指抄紙簾。
20世紀以來，考古界曾多次在西漢墓和西漢遺址處發現一些植物纖維狀殘片或類紙物，有的學者稱其為“西漢紙”。其時間斷代，有的約為西漢初期，比史書上記載的造紙術發明時間早200年以上，并可用于書寫和繪制地圖。在數量上，有的多達數百片，有的紙上還書有文字。這些西漢紙如能成立，毫無疑問，中國造紙術的發明時期應向前推進若干年。這樣的結論，顯然與史書記載不符，與中國造紙術發展的歷史實際不符。
中國制漿造紙研究院從上世紀60年代起，曾多次分析過“西漢紙”殘片，有西安“灞橋紙”、廣州南越王墓紙狀殘片、四川綿陽西漢墓出土紙狀殘片、天水放馬灘紙地圖、甘肅居延金關紙、陜西扶風的中顏紙、甘肅敦煌馬圈灣紙、懸泉置出土的紙等。分析報告發表在《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02年5月第14卷第一期，11月第14卷第二期上。對出土的西漢古紙的研究結論是：“灞橋紙”不是紙，而是一些廢舊麻絮在銅鏡下的襯墊物。南越王墓出土的紙狀殘片也不是紙，而是作為銅匜包裹或襯墊用的舊麻絮和麻布。綿陽西漢墓出土的紙片殘片是紙，但不是西漢古紙，而是近代的麥草漿瓦楞紙殘片，出現這類情況通常是由于動物（如老鼠）或盜墓者將近代的紙張殘片帶入了墓穴。放馬灘“紙狀地圖”很可能是件紡織品殘片，而不是紙。馬圈灣紙中有涂料、填料、淀粉膠料。懸泉置部分紙中可能使用了漂白、染黃技術，有部分紙的原料是樹皮、草漿。根據史書記載，這種紙應是造紙工藝較成熟時期的產物，它們不會是西漢時期制造的。居延金關紙、扶風中顏紙可稱為紙的雛形物。它們屬于從麻絮、麻筋等到蔡倫紙的中間過渡產物。
上述對幾起西漢古紙的分析意見，可能有人不會完全贊成。大家的分歧點可能在于以下三方面：
一、紙是薄片，但薄片不一定是紙。以灞橋紙而論，1957年在陜西灞橋出土后，當時一些人認為它是紙，因為灞橋紙的原材料是麻是植物纖維。但是這些誤將麻絮當成紙的學者，忽略了這些薄片是怎么產生的。我們通過調查，知道灞橋紙是人為將麻團狀物用水打濕，揭出將近90張大小不一片狀物，其中纖維無任何符合造紙工藝加工的痕跡。這就是造紙工作者與其他古紙鑒定者的根本分歧點之一。另外還有人將灞橋紙送天津一家造紙研究所去分析纖維長度，但因未給出完整的樣品，得出了紙的纖維長度在1毫米以下的結論。了解選擇造紙原料基本原則的人知道，現在人們都不會選擇纖維平均長度在1毫米以下的原料造紙，因為這種原料所造的紙張強度差。更何況古代本就沒有發達的切割技術，而纖維長度在1毫米以下的紙又不能長久保存，灞橋紙的纖維長度怎么會在1毫米以下呢？
二、借物斷代。古紙在發掘時，一般從表觀上很難斷代。考古工作者一般是按層位，如依據同一層的紀年簡或其他物品來判斷紙的年代，對此造紙工作者也有自己的看法。如懸泉置在西漢層位發現27個字紙，1992年1月5日《文匯報》報道為西漢麻紙，將其說成是西漢宣帝、元帝時期的紙。報道后，研究書法的專家從文字的角度對該結論給予否定，因為中國楷書是在晉以后才出現的。考古工作者接受此意見，2000年5月在正式發掘報告中，將27個字紙定為西晉時期的紙。我們分析該樣品也認為“該紙細而密，厚薄均勻，表面光滑，有韌性”。其實懸泉置遺址地處風庫位置，自然條件變動大，一年四季狂風怒吼，飛沙走石，而且懸泉置遺址又歷經水淹、火燒，先后多次整修、擴建，在這種情況下遺址的廢棄物（垃圾）不可能形成很規律的文化層，應作動態分析。直到2007年7月，筆者發現仍有人將27個字紙當作“西漢紙”展在敦煌陽關展室。這種因媒體報道錯誤造成的訛傳，應當糾正。這一事例也說明，考古發現應從多學科角度出發，請各學科專家參與斷代工作。
三、何謂發明？發明有幾個要件：先進的、前人沒有的、實用的。許多重大發明都不是突然出現的。造紙也一樣，它不可能在一天之間由蔡倫憑空想出來。《后漢書·蔡倫傳》關于造紙術發明的記述中提到，蔡倫“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客，曝體田野”。歷時多年才和工匠們一起研究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造紙術，于公元105年，把用這套技術制造出的紙獻給皇帝，從此開創了人類書寫材料上的革命，在中國終結了帛貴而簡重的歷史階段。外國也有例子：瓦特發明蒸汽機為世界所公認，但是，在瓦特發明蒸汽機以前就有紐克門的蒸汽機和其他更早的同類機器出現，但它不能持續運轉，不能形成生產力。瓦特解決了持續運轉問題，瓦特發明的蒸汽機推動了歐洲的產業革命，沒有人一定要說瓦特只是個改良者、革新家，蒸汽機的發明權只能歸于紐克門或其他勞動人民。同樣，我們稱居延紙與扶風紙為“雛形物”，因為居延紙與扶風紙不體現完整的造紙工藝，紙面粗糙、凹凸不平，不能用于書寫。雖然有學者認為，它們也可以用來書寫，但它們的主要用途與工藝配方不是為了書寫，應當說，從雛形到造紙術的發明是質的飛躍。
原中國科協主席周培源，1987年在北京蔡倫紀念會上發言說，“在人類歷史上，一項重大科學技術的發明完成以前，會有不少這樣或那樣初步設想與雛形品出現，這是符合人類認識與改造客觀世界的規律的。為此，在蔡倫之前的西漢時期有可能就出現過紙的雛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蔡倫完成了造紙術的發明，在當時就被應用，以后并流傳到全世界，這是歷史的客觀存在。不僅在我國的歷史文獻上，而且在國際文化界中早有定論。我們必須尊重歷史，尊重科學，實事求是。在沒有取得確切的考古實物、科學鑒定與可靠的歷史文獻根據之前，絕不可以輕率地貶低蔡倫和修改歷史。這是個極為嚴肅的科學問題，必須慎重對待”。
蔡倫發明的造紙術，其所涉及的基本理論是后世科學家通過幾代人才逐漸得以認識的。晉人張華在《博物志》中稱，蔡倫“搗故魚網作紙”。其間的這個“搗”字很重要，通過搗，纖維在成紙過程中可產生較多的氫鍵結合，于是產生了紙的強度。對此，直到20世紀中葉，人們才逐漸得到理論上的認識。再如東漢訓詁學家劉熙所著字書《釋名》稱，蔡倫“故布搗抄作紙”。如何才能抄出一張均勻、細白和平滑如“砥石”的紙，用以代替絲帛作為書寫材料？這里有如何制造抄紙簾，如何使用紙漿，如何將已完成的長纖維分散的問題；如何解決紙頁的壓榨及脫水問題；如何解決濕紙頁疊摞在一起又能夠再行揭開的問題；以及用樹皮造紙，如何去粗皮（黑皮）、脫木素等問題。黑皮不去，做不出白紙，木素不除，纖維分離不成單根纖維。蔡倫和他的工匠們發明的造紙術，是一套完整的古代造紙工藝技術，具有相當的技術水平，為后世歷代的造紙工藝理論研究及造紙技術的進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并流傳到了全世界。
考古發現往往是驗證歷史和修改歷史的依據，如殷墟甲骨文的發現，把中國正式文字出現的時期，從周、秦提前到商代以前，但這是有可靠根據的。一是可靠的考古實物，二是可靠的歷史文獻。而上述各項“西漢紙”，從考古發掘到分析鑒定都存在問題的情況下，有個別學者跟風，以之作為修改蔡倫發明造紙術這一歷史定論的“證據”。有些書刊和出版物互相引用，有的權威史書也改變了歷史記述，甚至還修改了學生教材，在國內外造成混亂。到目前為止，我們認為沒有一件“西漢紙”是符合造紙術的工藝要求的，而且也找不到歷史文獻根據。20世紀的考古新發現不能否定蔡倫發明造紙術這一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