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在西漢時期就發明了紙，已是共識。但紙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并具有書畫載體的功能，卻又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換言之，即便到了漢魏時期，簡牘也并沒有因為紙的發明而被替代。《東觀漢記·賈逵傳》就寫道：漢章帝命博士賈逵給學生講《春秋左氏傳》，曾賜予用竹簡及紙寫經傳各一部。因此，我們可把這個過渡階段，看做紙史上的紙簡并用時期。
簡牘在紙前時期的作用，不能因為后來紙的發明而被弱化。這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簡牘突破了原來甲骨和金石等書畫載體的局限性：其一，書寫方便，速度加快；其二，書寫范圍擴大、字數增多；其三，用刀刻字和用筆寫字，方式和形態不同，這使字體獲得創新；其四，竹簡可以串聯，能夠編輯成書，做出連續性記事文本，這種記錄方式的改變導致歷史開始向文獻時代轉換，使竹簡具備了中國最早意義上的圖書屬性，而不再像甲骨、金石那樣以檔案性質為主了。
但簡牘畢竟存在篇幅有限、閱讀及攜帶都不太方便的局限性，所以被紙代替是大勢所趨。可我們又不能不看到，紙被發明后的最初用途，由于技術上紙材、紙性和傳播上推廣、認知等方面的歷史局限性，尚未主要用于書畫，而是更多地用作包裝材料的功能。
首先，漢代文物考古中出土大量的簡牘和縑帛，都說明漢代仍以這些材料作為最基本的書寫載體。這種情況到了蔡倫改進造紙的材料和方法以后，仍舊沒有發生多大的整體性改變。《后漢書·周磐傳》就記載，到了漢安帝建光元年，周盤仍要求兒子在他死后，用竹簡抄寫一篇《堯典》隨葬，另外還要備以毛筆和修簡用的削刀各一件。建光元年即公元121年，照理說正是公元105年蔡倫造紙后應該開始流行之際，但周磐所用仍是傳統的竹簡和刀筆，足證紙張出現后并沒有替代簡冊之書。
其次，已發現的大多西漢紙，都夾帶有許多未松散開的纖維團，像絲絮紙。也就是《說文解字》上說的：“紙，絮一苫也。”《漢書·趙皇后傳》中把這類紙叫做“赫蹏書”，顏師古注引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這種紙制作粗糙，組織松散，紙漿分布不勻，表面也不光滑。因此尚不太適用于書畫施墨，故多作日常雜用，如包裹易損易散物品，或充作墊襯器物等。像“中顏紙”出土時，就填塞在一件銅器中，“懸泉紙”中有些則用來包藥材，灞橋紙是附著于布和銅鏡出土的。這都說明在紙簡并用時期，紙還處在雜用和書畫的過渡階段，這在陜西省涇陽縣高家堡村古戈國墓發現的類似于古埃及“紙草紙”的用途上，也得以證明。這種被認為是與中國古紙起源有重要價值的“紙”標本，發現時都平鋪在西周早期銅簋的圈足下，印證了《周禮·地官》和《說文解字》中關于這類草類制品，是古代祭祀朝聘時，陳列禮品的鋪襯用墊物，并不是用來書畫的。
紙張普遍成為書畫的主體附著材料，大致是到了公元400年前后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如《晉書》中，桓玄就說道：“古者無紙，故用簡。今諸用簡者，宜以黃紙代之。”所以，從紙的發明到被社會廣泛接受并使用，其間經歷了幾百年的從重簡輕紙到重紙輕簡的過程。這一方面與造紙材料和技術的不斷改進更新、增量生產及其簡牘逐步淡出有關，另一方面，也和人們的傳統文化心理及逐漸形成在紙張上的書寫習慣相聯系。
對于紙發明后對書畫的意義，筆者比較贊同雷德侯在《萬物》中的觀點：“紙張得到普及，毛筆變得更加伸屈自如時，出現了進一步和最終的簡化，隸書變成了楷書。”以書寫《蘭亭序》盛名天下的王羲之等“書法家不像寫小篆一般著意于書寫‘線條’，而是在書寫‘筆畫’。至此，筆畫徹底的標準化已經實現。”“物質方面的材料，筆、墨、硯、紙或絹素，以及技術自4世紀以來并無基本變化。三種書體，楷書、行書和草書，也在4世紀成為定制，而且從那時起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雷德侯所談紙的作用是從書法角度而言的，其實，就繪畫來說，紙也是重要的載體。前幾年甘肅玉門官莊魏晉發現了一張貼在木棺板上的墓主人車馬出行圖（如圖），被認為是迄今中國最早的紙畫。畫中繪4人1馬1牛1車，人物以墨線勾畫，車和馬以黃彩勾線填墨，牛以墨線勾勒填黃彩予以渲染。發掘者認為畫中人物表情呆板，比例略顯失調，技法稚拙，應是一般工匠所繪，而筆者認為這很可能還與最初紙的質量未及上乘不無關系。而且這張紙畫長0.64米、寬0.23米，尺幅較大，這意味著從繪畫角度，紙張比起窄小狹長的簡牘，有更大的構圖、鋪展等空間優勢。還有一個引人關注的是，這幅紙畫的墓主人是無官品的平民女性，說明在紙簡并用之初，紙還曾是人皆可用的普通品，并不像有研究者所言，紙張是社會上層使用后才傳播普及到民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