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性市場中國出版業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開始了從計劃向市場模式轉變的制度變遷。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六大推動文化體制改革以來，不僅在全國范圍把原有的出版單位變成為市場主體，還創生了一批新的市場主體，這些市場主體的形成和它們之間的競爭促進了出版業的發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出版業的格局。到2011年，全國經營性出版單位全部完成轉企改制，“轉制后的企業聯合重組，形成出版企業集團29家，期刊集團4家，發行集團24家，上市公司41家，資產、銷售過百億的有5家，改變了市場主體缺失的狀況。”
一般來說，制度由道德、習慣和社會規范等非正式制度與憲法、法律法規等正式制度所組成。非正式和正式制度共同組成了人們活動與社會交往的總體環境，為人們的各種社會行為規定了相關的活動范圍、交易準則和道德規范。出版業的市場機制創新離不開制度的相關規范，一系列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規則保障了出版業市場活動的規范和有序進行。同時，良好的制度規范還會對出版業市場機制的創新發展產生積極的推動和促進作用，制度作為一種社會規則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就在于其能夠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來促進交換的發展和市場的擴大。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就指出，在交易成本存在的情況下，能夠使得交易成本最低的法律就是最佳的法律。[2]應用于出版行業，就是說在可控的正式制度層面，我們應當制定能夠以最低成本保障權利，促進交易，規范秩序等方面的法律規范。[3]總的來看，產權制度、公司治理結構和競爭性市場是出版業市場機制創新的必由之路。
一、市場化的邏輯起點：產權制度
產權制度是制度環境的核心，是界定和保護市場參與者財產權利的法律規則。這在出版業的市場化機制創新過程中也同樣適用。從中國出版業產權制度現狀來看還存在不少突出問題，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產權不清晰，歸屬不明確，所有權和經營權的關系沒有理順。在出版業改制前，幾乎所有的出版業主體都屬于事業單位，主管機關可以介入出版機構的經營管理。改革開放后，雖然開始了向企業化方向發展的進程，但由于沒有厘清產權關系，導致其在經營管理上依然缺乏相應的自主權，無法成為一個合格的市場競爭主體。同時，權力介入出版經營，往往會造成違背市場發展規律、不平等競爭等諸多弊端。第二，產權結構單一化。中國出版業出資來源幾乎是單一的國家出資，其他所有制性質的資金來源構成整體偏低，不利于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投資積極性，更多的優質資源無法進入出版行業，不利于出版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和進一步做大做強。第三，產權不清導致對所有者激勵和約束機能無法正常運行。出版業主體產權構成不清晰使實際經營者缺乏相應的激勵來充分發揮主動性和積極性，也缺乏適當的激勵來提高出版企業的經營效益和市場競爭能力。同時還有可能產生委托代理問題，即由于缺乏必要的監督與約束機制，實際經營者可能會選取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使得出版單位利益最大化的經營方式和策略。產權不明晰所導致的激勵和追責功能的缺失使得出版業主體中無人承擔錯誤決策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也沒有激勵機制來促使出版業主體真正用心經營，來提高出版單位的經濟效益。
隨著出版業在市場經濟中的不斷發展以及在發展中所暴露出的越來越多的弊端，我們形成的一個重要共識就是，不斷深化出版產權制度的改革是出版業市場機制創新的基礎和前提。
二、市場化的內部前提：公司治理結構
對于何謂公司治理，不同的學者理解各有不同。但從本質上來看，公司治理就是在現代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背景下，探索在此基礎上建立能夠使得所有者與經營者激勵相容的一系列權利義務和相互制衡的關系，以對公司的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進行合理分配的制度機制。換言之，就是通過現代化的公司治理機制，在對公司經營權的有效監督條件下最大可能地激勵經營者發揮主觀能動性，實現公司所有者和經營者利益的統一。
由于出版業具有不同于普通產業的特殊屬性，使得在出版業市場主體中構建現代企業治理形式具有相當程度的困難。具體表現如下：第一，由于出版業不僅屬于一種產業類型，同時又具有傳播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的獨特功能，這就決定了出版業不同于一般產業，政府的規制不會因為出版業的市場化而放松。因此，在出版企業中建立和完善現代公司治理結構，不能一味照搬一般企業的方式和結構，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需要通過實踐不斷探索。第二，由于產權主體多元化難以實現，使得建立規范化的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存在障礙。由于出版企業中的國有股一股獨大，出版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受到掣肘，出版企業內部缺乏多元化的利益主體的制衡。從某種意義而言，即便已經上市的出版類企業也并未改變其被行政力量干預的現狀，這些企業在形式上雖然建立了包括董事會、監事會和相應的執行機構在內的現代公司治理結構，但在經營管理上，也依然極易受到行政力量的操控和左右，缺乏實質上的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精神內涵。[5]第三，在構建現代出版企業公司治理結構中，由于公司治理結構尚不規范，因而存在著角色與職責不明確、內部監督不力、權力制衡機制缺失等問題，比如，雖然在形式上出版公司大多建立了董事會、監事會等現代企業職能機構，但人事任免仍大多由主管部門來決定;此外，出版企業中黨組織結構與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關系不明確，大多數的出版公司的領導決策層既是黨委的組成人員，同時又是董事會以及其他經營機構的負責人，這種政企不分導致權力劃分的不明確，不僅違背了現代公司治理的要求，同時在具體的工作過程中，黨的監督管理無法落實，董事會監事會的正常管理和監督也存在障礙，這大大阻礙了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6]因此，為了更好地實現中國出版業市場機制的創新，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規范的現代出版公司治理結構極為緊迫和必要。
三、市場化的外部條件：競爭性市場
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競爭性市場，區別于計劃經濟條件下依靠政府“有形之手”配置資源的方式，市場經濟則依靠競爭性市場的“無形之手”來配置資源。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出版業逐步進行企業化改制，確立了適應市場經濟建設的發展軌道，讓出版業主體成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市場主體。然而，出版業的市場化轉型還遠未完成。中國出版業非競爭市場的具體表現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種：
一是所有制結構的競爭壁壘。目前許多民營文化企業已經通過各種方式參與到了出版活動中，而且也得到了政府部門的認可，由灰色地帶走到了陽光下，但這些民營文化企業參與出版活動并沒有從法規上得到許可，國有與民營的所有制壁壘依然沒有根除。
二是行業限制的壁壘。傳統分業化經營的思路在出版行業中依然存在，即中國的出版業往往人為地限制了出版業的經營范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給予了出版企業在一定范圍內的壟斷權利，因而，無論是從對該出版企業自身，還是其他出版企業來講，這樣都限制了競爭，不利于出版企業通過競爭來提高自身的市場競爭能力，通過市場的磨練、提高自身經營發展水平。
三是區域發展空間的壁壘。由于行政管制的原因，中國不少的出版機構經營范圍都局限于某一個行政區域范圍內。在政府的保護和壟斷資源的占有下，中國的出版業還缺乏真正的市場化競爭能力，在溫室中逐步發展的中國出版業，將很難在真正市場化的競爭環境下實現穩步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