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六大特別是十七大以來，民營出版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歷程說明：這是一個慷慨的時代，它給了那些心懷理想、踏實奮斗的人以豐厚的回報;這是一個機遇的時代，它給了那些目光敏銳、充滿創意的人以發揮的空間。而這正是中國文化產業活力四射、發展繁榮的根本原因
1. 時勢造英雄，民營出版“化繭成蝶”
如果有人問：“《百年孤獨》和《做最好的黨員》之間有何共同之處?”相信大多數人都答不上來。但它們之間的確有著相同的“基因”——它們都是民營出版企業一手打造的超級暢銷書。
實際上，在今天的中國出版業里，從大眾圖書到黨史讀物，從暢銷書到教輔材料，從下游的批發零售到上游的內容生產，處處閃現著民營企業活躍的身影。據統計，在全國35.7萬家新聞出版單位中，民營出版發行、印刷、復制企業超過32.4萬家，占總數的90.8%。
黨的十六大特別是十七大以來，民營出版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歷程說明：這是一個慷慨的時代，它給了那些心懷理想、踏實奮斗的人以豐厚的回報;這是一個機遇的時代，它給了那些目光敏銳、充滿創意的人以發揮的空間。而這正是中國文化產業活力四射、發展繁榮的根本原因。
十幾年前，正在一家高中擔任語文老師的張泉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日后自己竟然會成為一家年銷售碼洋超18億元的大型文化企業的掌門人。而這一切要從一份小小的語文教輔說起。當時張泉所教的高三畢業班的語文成績在當地出類拔萃，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編寫的教輔非常有效，不但供本校學生使用，周邊兄弟學校也慕名來要。“一開始沒想過要靠這個賺錢，都是免費給人用的。人家來要，學校還覺得很有面子。”張泉說，當時市場上高水平的教輔材料非常少，絕對是賣方市場。但隨著需求的增加，張泉越來越感到教學和編教輔難以兼顧，于是有了辭職創業的打算。
1999年，張泉告別了工作12年的講壇，創辦了山東世紀金榜科教文化公司，專心打造中小學教輔產業。本以為自己編寫的教輔質量好就一定能打開市場，可沒想到創業第一年就虧本，直到第三年才盈利。“開公司前，我就是一個老師，我懂教輔，可我真的不懂市場營銷、商業規律，也不懂人際關系。怎么建立銷售渠道，怎么管理公司，都要從頭摸索。”張泉說，但是自己趕上了好時候，國家對民營企業的鼓勵，社會對教育的重視，使公司的發展步入快車道，幾乎一年一個臺階。公司員工從最初的不到20人發展到目前的1300多人，年銷售碼洋超18億元，上繳利稅7000多萬元，成為當地數一數二的利稅大戶。
目前文化企業上市融資蔚成風潮。張泉說，國家對民營文化企業上市的鼓勵和扶持力度比以前大得多，現在公司已經完成股份制改造，進入了上市輔導期，最快明年就有可能在A股上市。
一般而言，民營圖書企業為避免市場風險，通常會回避黨建、黨史、干部學習材料等題材，但北京時代華語圖書公司卻在這一領域做出了彩。“我就是要做主旋律圖書，以前大家覺得主旋律圖書內容枯燥、不好看，那是沒做好。”公司董事長朱大平說，“黨員和領導干部難道不需要現代科技知識、管理技巧、品德修養?……這個市場其實是很大的，讀者需求非常強烈。”朱大平說，近兩年，公司策劃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發行超40萬冊，海外版權賣到了十幾個國家;《做最好的黨員》發行70萬冊，并被全國多個黨政機關自發推薦;反映世界經濟史的《公司的力量》、崔永元的《我的抗戰》等圖書發行量超過20萬冊……“把黨員讀物做成勵志讀物，把干部讀物做成管理讀物”的出版理念使朱大平挖掘出了一個以往被忽視的龐大市場。2011年，時代華語的銷售碼洋達5億元，上繳利稅1200多萬元。
2. 靈活機制+質量控制=占領市場
民營書業崛起自有深刻理由
“我們是做教輔的，直接關系到孩子的升學和前途，如果教輔質量有問題，那就不僅僅是誤人子弟，而是犯罪。”張泉說。為了確保產品質量，公司花大錢請經驗豐富的教師編寫教輔;堅持“七審七校”，比國家規定的三審三校多出了四個校次。“雖然這么做工作量要倍增，但產品質量有了保證，還是很值的。”2006年，有一批次的教輔出現瑕疵，公司把已經發到全國各地代理商的3萬余冊圖書全部召回，并果斷地化為紙漿。雖然損失了48萬元，但避免了問題產品流向市場，也為公司贏得了聲譽。目前，世紀金榜是全國民營書業中唯一一家獨立承擔了國家“十一五”規劃教育部重點課題的出版機構。
入住北京出版創意產業園的33家出版企業里，絕大多數是民營。負責園區圖書管理的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副總編輯劉凱說，從園區出去的書必須是導向正確、編校質量好、原創性強、文化價值高的作品。民營公司策劃的圖書若想以園區書號出版必須通過選題討論會。園區聘請了從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大社退休的老編輯、老專家負責內容審讀和選題把關，可以一票否決。因為把關極其嚴格，2011年園區企業上報的2000多種選題中，只有140種最終通過。
劉凱說：“圖書質量直接關系到企業利益和生存，所以民營出版企業普遍重視質量管理，基本都建立了三審三校制度，加上園區的質檢和總編審讀，可以說是‘五審五校’。有的書都已經出片了，又發現了小問題，就打回去重做。”
朱大平說，公司在內部成立了一個質檢中心，中心負責人有一票否決權，哪怕是他(董事長)說可以過，質檢中心說不行，那就不能過。國家規定的圖書差錯率是萬分之一，但公司規定的標準是萬分之零點五。
選題精準、市場嗅覺敏銳、編校質量高——憑借過硬的產品質量，民營出版企業在暢銷書領域攻城略地，占據了絕大多數的市場份額。目前，僅北京一地的民營出版機構就多達5000余家，約占全國的45%;年策劃出版圖書5萬多種，約占北京地區出版圖書總量的40%;聚集了一大批高端領軍人才，從業人員近10萬人。
3. 政策風險是最大風險 營商環境猶待持續改善
張泉說：“民營文化企業能夠做大做強，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這些年在相關政策上的開明和開放。”
從2005年國務院出臺《關于非公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規定》，到2009年新聞出版總署發布《關于進一步推進新聞出版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到今年《新聞出版總署關于支持民間資本參與出版經營活動的實施細則》，民營企業作為“新興文化生產力”進入出版領域的限制越來越少，民營出版從下游的發行復制開始，逐漸進入上游的內容生產。在教輔讀物和大眾出版兩個領域，民營書業已經占據了絕對優勢。
但與國有出版企業相比，民營書業所能享受到的政策“紅利”少得可憐。前者所能享受到的稅費減免、政府補貼、國家項目、人才保障、上市融資等，都是后者難以獲取的。而且，一旦國家政策出現調整，首當其沖的就是民營書業。對此，張泉感受頗深。
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新聞出版總署、教育部下發《關于加強中小學教輔材料價格監管的通知》，規定將對中小學教輔實行政府指導價。在“限價令”之后，教育部下發《關于加強中小學教輔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從本省教輔材料評議公告中，一個學科每個版本選擇1套教輔材料推薦給本地區學校供學生選用。”因此，能否進入省級的教輔目錄，就成了民營教輔企業性命攸關的大事。
“出臺這些政策的本意是為了治理中小學教輔存在的過多過濫、價格虛高的問題，我非常支持國家開展治理行動。”但目前隨著各省成立出版集團，地方保護主義有抬頭之勢，普遍傾向于選擇本省自己出版的教輔。外地教輔要么把發行權交給當地發行企業，要么就別想進入。張泉說，“公平的市場競爭，我們并不怕，我們相信自己產品的質量。”
文化企業的稅負過重也是一個問題。一位民營書業負責人最近為了“走出去”，在美國投資創建了一家出版公司，在向律師咨詢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如何交的時候，律師問他一年家庭總收入是多少，他說大概10萬美元，家里有四口人。沒想到律師肯定地對他說，“你一分錢的個人所得稅也不用交，因為平均到每個家庭成員身上才2.5萬美元，不需要繳稅。”而在國內，僅去年他的個人所得稅就交了20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