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元8世紀開始，藏傳佛教逐漸在雪域高原興盛。隨后的一千多年中，浩如煙海的佛教經典陸續傳入雪域高原，西藏當地也涌現出了眾多高僧大德關于佛學的論著，并在這片土地上廣泛傳播。至今，人們還能讀到這些穿越千年的經典。這很大程度上有賴于記錄載體——尼木藏紙。尼木藏紙，是西藏傳統三大藏紙之一。它由含毒性的狼毒草及各種尼木縣特有的本土配方制成，具有蟲不蛀、鼠不咬、不腐爛的特點。
隨著現代工業機器制紙的低成本運作以及藏紙工藝的繁雜、微毒等原因，曾經紅火的尼木藏紙制作如今只有一家作坊在制作了。
37歲的格桑丹增坐在門檻邊，一邊剝著狼毒草的外皮，一邊與父親次仁多杰一起嘮著家長里短，從記事開始，他已經習慣了在早晨暖暖的太陽下這樣生活了。
格桑丹增和他父親所制作的藏紙，是西藏傳統三大藏紙之一的尼木藏紙。蟲不蛀、鼠不咬、不腐爛的尼木藏紙多用于文史經典的記錄。
藏族造紙代表性傳承人 次仁多杰
在舊社會自己家之后三塊地，九口人，當全家的生計只能依靠造紙時，學習造紙時，如果沒做好，這里那里破了，就會被說。如果你不造紙，家里就很難生活下去了，所以自己在造紙時，自己就會全身心的撲在這個上面。”
解放后，日子一天天好起來了。為了讓生活更富裕些，次仁多杰嘗試過當木匠、倉庫管理員等。雖然收入多了，可是一想到要放棄世世代代所從事的藏紙制作，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民主改革之后，在勞動工作之余還是會造造紙，當時心里就想不能把造紙這門技藝喪失掉，這是自己家祖傳的技藝，雖然可以放棄這個(造紙)去干別的工作，但自己總是放不下的。
兒子格桑丹增也曾因為制作藏紙收入少、勞動量大而差點轉行當起木匠。這一度讓次仁多杰很是著急。
我孩子就曾說過不想做紙了，他自己會木工活計，拿著這門技藝，想出去闖蕩，不想在這里干了，當時我就想，哎呀，真的很難受。為什么這么說呢，我自己從舊社會就是這么造紙過來的，我自己沒什么(想法)，但是現在的孩子，就得要求他們做。這很難，因為現在的生活好了，去外面之后穿著一身好衣服回來后，他就覺得外面好，我就覺得他們很難把造紙這門技藝堅持下去，非常著急、擔心。
父親的擔心讓格桑丹增感到很無奈，看著自己同村的同齡人當上了駕駛員，掙上了大錢，他猶豫了很久。
格桑丹增
到20多歲時，各種手藝像是木匠活、駕駛都很盛行。我那時收入很低，我看著別人掙大錢，我就說我不想造紙了。那時我爸爸、我爺爺都在，我說我想向別人一樣學別的技藝，他們就告訴不行，必須好好學習造紙。爸爸就這樣告訴我。
從古至今，藏紙的制作工藝并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泡洗、撿皮、煮料、捶打、打漿、澆造、揭紙，從次仁多吉和格桑丹增熟練的操作，依稀可以看到千年前藏族前輩們制作藏紙的身影。
爸爸說你這紙如果弄破了，那是不行的，這是我們祖上留下來的技藝，你必須把它當成寶貝一樣，不能浪費、破壞，你必須要好好珍惜，就這樣教育過我。
如今，通過對藏紙(技藝)的不斷改進，格桑丹增手里的藏紙品種已經從最開始的一種，發展到了好幾種。
像是以前就只有這種白色的紙，之后我和爸爸就研發了這種紙里面夾有鮮花的，這種有顏色的，這種中間有牦牛毛的，這種兩層和在一起的，這種牛皮繩串起來的書，還有這種做成燈罩的。
小的一張5元，大的一張20元、40元，從小跟著父親做藏紙的格桑丹增正開始逐漸實現他的勃勃雄心。
我就希望自己做的紙，能夠賣到很多國家，規模大些，把那些沒工作的百姓招進來，自己當上個小老板，就經常有這樣的想法。
次仁多杰和格桑丹增一起教授的學員中，已經有人把藏紙產業做大，成立了藏紙廠。現在，格桑丹增的孩子小學就要畢業了，對于家族長久以來從事的藏紙制作工藝傳承，格桑丹增已經作好了準備。
我孩子也完全學我，我一坐下來他也跟著坐下來，幫我剝皮，一起拿個小刀，除了個別不讓他弄外，其他的都學會了。我就希望把我手里的技藝傳授給我孩子，這也是我最大的心愿，希望能把這門技藝傳下去，這是我最大的心愿。
2010年，尼木縣建成了扶貧開發手工藝園。作為縣里唯一一家藏紙家庭式作坊，次仁多杰家的藏紙作坊免費搬到了這里。當年，次仁多杰老人從他父親手里接來的藏紙制作技藝，手把手地交給了格桑丹增，而格桑丹增的兒子也已經學會了基本的藏紙制作工藝。
造紙這門技藝一代代傳下來的，是咱們藏民族的一種文化，不能放棄啊，爺爺曾說過，爸爸也曾說過。
藏族造紙代表性傳承人 次仁多杰
要傳承下去啊，不論是寺廟里，還是內地一些畫家，西藏藏戲表演等等都需要藏紙。自己就覺得能夠把這門古老技藝傳承下來，心里是非常的安慰，感到很高興的。
在色拉寺古籍整理辦公室里，面對缺頁或者頁面人為破損的經書，新制作出來的藏紙有了用武之地。嚴格按照原紙張大小裁剪，盡量使用原筆跡書寫，修舊如舊，使一部部古老經書走出深閨，重新回到學經僧手中。
不論在作為西藏古老經書修復的重要元素還是熱門的旅游商品，藏紙正迎來新的生機。尼木手工造紙看到了明天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