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顯示，我國一年出版的圖書品種達37萬種，數量全球第一，比美國多一倍。從2005年到2011年，全國出版的圖書品種增幅為66%;而在同一個時間區段，出版物純銷量增長的幅度不到4%也就是說，66%的品種增長，只帶動不到4%的銷量增加，如此懸殊的生產銷售比，帶來的直接后果必然是越積越高的圖書庫存。
據了解，幾乎所有出版社的倉庫里，都堆積著大量的無效庫存;有的書生產出來不曾上架，不曾與讀者見面，只是到書店走了一圈就直接拉回倉庫。曾幾何時，因為書籍匱乏，人們為讀到一本心儀的書而欣喜若狂;如今，書怎么竟成了蒙塵的裝飾品，陷入無人問津的窘境?
出書增速是賣書的16倍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出版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趕超歐美等發達國家，出書品種異軍突起。最近連續幾年，我國一躍成為全球“第一出版大國”。去年37萬的出書品種，再次刷新世界紀錄，比美國多出一倍。
然而，作為世界“第一出版大國”的我國，更是“第一庫存大國”。全國新華書店系統、出版社自辦發行單位純銷售額從2005年的403.95億元增長到了2011年的653.59億元，而年末庫存從482.92億元飛漲到804.05億元。數據顯示，從2005年到2011年，全國出版的圖書品種數從22.25萬增至37萬，增幅約為66%;而在同一個時間區段，全國新華書店系統、出版社自辦發行單位純銷售數量增長的幅度不到4%，產銷增速比相差16倍之多。書出的種類越來越多，但每年的銷量增長并不大，這就讓越來越多的書面臨被封存的風險，形成難以破解的惡性循環。
當然，并不是說庫存越少越好，為了維持圖書的充分及時供給，一定的庫存是必需的。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副院長魏玉山介紹說，出版社、書店要保證市場供應，就必須儲備更多的圖書，所以，庫存中也有大量的“活書”，這是合理的庫存。上海出版社經營管理協會理事長郁椿德分析認為，1∶1的存銷比，對我國出版業而言比較合適。
但是，目前我國的圖書庫存已經過大，而且存在大量的無效庫存。據了解，為了降低成本，有的出版社不得不大量銷毀庫存，“書店擺放量是有限的，新陳代謝速度非常快，舊書打折又會影響新書銷售，沒辦法只能銷毀。”魏玉山說。
業內人士分析，如果刨去學生課本，存銷比(庫存碼洋與銷售額的比例)就會從賬面的1.23∶1拉大到1.77∶1，也就是說，每賣一塊錢的書要以近兩元的庫存為代價。魏玉山指出，有大量的圖書只是完成了從印刷廠到出版社(書店)的庫房再到廢品回收站的旅行，完成了從增加單位的總資產再到核銷不良資產的數字游戲后，沒有與讀者見面的機會便化為紙漿，成為名副其實的“死書”。
圖書未問世，內容卻先死
越來越多的讀者發現，雖然市場上的圖書越來越讓人眼花繚亂，但圖書的主題并不能引起自己的興趣。在市場上，一方面真正的好書其實供不應求，另一方面大量的圖書根本難以吸引讀者。“現在還有很多出版社在策劃選題時閉門造車，圖書編輯囿于自己的視野，策劃出的選題不能滿足現實生活中讀者的閱讀需求，或者偏聽偏信作者的意見，造成出版沒有市場。”魏玉山說。
一旦遇到暢銷選題，出版社的跟風出版和重復出版，也勢必會造成大量圖書積壓。四川人民出版社編審王定宇指出，暢銷書占中國國內圖書總量的6.7%，創造的利潤卻占整個圖書市場的68.9%。在利益的驅動下，出版社將大量精力集中在暢銷圖書上，而忽略了對長銷圖書的打造。而最快創造暢銷書的方法無疑是拾人牙慧、模仿已經暢銷的圖書，大量跟風書導致同質化嚴重，其后果就是大量短命“暢銷書”迅速下架，而且難以盤活，成為倉庫中的“常住人口”。
《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早在199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時隔20年，該書再度成為2012年出版界熱點。記者細數了該書的出版方，除了商務印書館于去年8月再版之外，更有九州出版社、中國文史出版社、中國友誼出版公司、江西人民出版社等十幾家出版單位在短短的半年內以圖文版、導讀版和精裝本等多種形式出版。這種重復出版無疑給全國圖書庫存量的增多添加了沉重的砝碼。
業內人士指出，這些年圖書出版種類的快速增長，與書號放開的背景關系很大，導致圖書出版的盲目性增強。譯林出版社前社長李景端介紹說，以往，為了控制圖書品種，我國實行出版物書號核發制度，每年為每個出版社配以一定數量的書號。由于書號數量有限，各出版社做選題策劃時慎之又慎。隨著書號管理逐步放寬，在釋放出版業生產力，拓寬百姓閱讀范圍的同時，也帶來市場良莠不齊、魚龍混雜，使大量既沒社會效益也無經濟效益的書混跡其中，難免成為庫存。
在積壓了大量庫存的情況下，為什么出版社仍然能夠生存下去?業內人士指出，我國出版社的準入并沒有完全放開，不少出版社依靠“賣書號”生存。這種現象，中華書局發行部主任胡大慶見得多了，“與其費盡心力在市場拼殺，不如跟風出版，結果是產品經不起市場推敲淪為庫存。這種蹭一把、撈一筆就走的短視行為讓人痛心。”
當然，在已形成的銷售鏈體制上，也有讓出版社吃虧的地方。一個廣為出版社詬病的產銷鏈現狀是，賣不出去的圖書，書店都可以退回給出版社，出版社承擔幾乎所有風險。王定宇說，經銷包退制之下，出版社不僅負責出書，還負責賣書。書店僅僅負責銷售的過程，而不關注結果。
出版社缺少話語權，書商自然而然地傾向于多備庫存，“因為缺貨少賣了是自己吃虧，賣不出去卻不用自己負責。”王定宇表示，出版社向書店發貨時不收書款，一般要多少發多少，而書店要書并沒有太多依據，隨機性特別強。由于上游供應商多數是先鋪貨，然后實銷實結，書商往往采購大于其規模能力的圖書品種，導致嚴重的供過于求。也是由于這個原因，出版社規劃合理的印量非常困難，讓早就在出版界熱議的“按需出版”根本無從實現。
如何讓“死書”活起來
弄明白了原因，解決問題只需按圖索驥：一個是多出“活書”，出版受市場歡迎的好書，同時要把書變活，在營銷上下功夫，讓好書有好銷路;而另外一條路子，就是要減少“死書”，根據市場需求來印書，降低無效庫存。
減少“死書”，歸根到底是要緊跟讀者的閱讀興趣和閱讀習慣。在魏玉山看來，減少“死書”，首先要從減少“死的內容”入手，必須有活的、新鮮的、有用的內容。相當多“死書”的創作者，僅僅是從滿足自己創作欲望或完成任務出發，在很多中小出版社的選題論證會上，缺乏發行部門和銷售一線的聲音，而沒有考慮讀者和社會需求，最終只能被讀者拋棄。
“一部圖書有沒有讀者需求，有多少需求，應當有認真的市場調研，有科學的決策，不能因為作者給錢，就不管圖書的銷售;不能因為有各種資助，就不考慮市場需求。”魏玉山認為，出版單位從社長、總編到編輯和發行，每個環節都應該具有市場意識。在選題策劃之前要開展充分的市場調查和論證，認真聽取經銷商的意見和建議，做到有的放矢。
另外，在保證選題和編輯加工質量的前提下，同樣要搶編、印、發等各環節的速度。“一個好的選題成為產品要抓住時機，尤其是實效性很強的圖書選題，更要選擇恰當的時機。否則一旦時機過去，很快會成為庫存產品。”魏玉山補充說，相當多的“死書”不是“真死”而是“假死”，是因為信息不暢，渠道不通，網點不夠等原因，只能躺在庫房“等死”。
徹底消滅“死書”是一項長期的任務。到目前為止，不僅中國沒有，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也沒有消滅“死書”。魏玉山認為，隨著數字出版、網絡出版、數字閱讀的快速發展，在不久的將來，隨著按需印刷普及，庫存就會有根本性的減少，“死書”也會大大減少。再進一步，也許有一天，讀者不再讀紙質圖書了，所有的圖書都是數字化存儲，數字化閱讀，圖書的“庫存”由紙就變成比特，“死書”也就徹底消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