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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21年到1932年，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駐守了十余年，其間創辦了地下印刷廠，因險惡形勢，印刷廠前后搬遷了二十余次，相繼出版了《向導》《布爾塞維克》（即布爾什維克）《紅旗》等報刊和多本理論著作。這些書籍報刊猶如一柄柄火炬，將黨的理論和主張傳播到大江南北，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光明和希望。而秘密印刷廠的傳奇經歷，也為近代上海印刷出版事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絕對忠誠的人
從事過地下工作的老黨員錢之光回憶，印刷廠是最難隱蔽的部門，因為隆隆的機器聲很容易引起懷疑，一旦遭反動軍警搜查，笨重的機器和大量印刷品也很難轉移或隱藏，所以秘密印刷廠無法在一個地方存留較長時間。1925年，中共中央在上海開辦印刷廠，直到1932年中央機關遷往江西蘇區，該廠多次遇險，但總是逢兇化吉，創造了中共宣傳戰線上的奇跡。
1923年中共三大結束后，中央局從廣州遷至上海，為了擴大宣傳，中共中央決定派羅章龍、徐白民、惲代英等組成出版委員會。1925年五卅運動前后，革命高潮迭起，中共中央急需自己的印刷場所，出版委員會決定在上海開辦地下印刷所，專門印刷秘密刊物和內部文件。經過努力，地下黨員倪憂天等人租下上海北火車站附近香山路（今象山路）一幢帶有邊廂房的石庫門房子，辦起第一家地下印刷所——國華印刷所，印刷設備只有一部對開機、一部腳踏圓盤機、一副老五號宋體的銅模和三四號字頭的鉛字等。為防不測，倪憂天在房外特意掛上“崇文堂印務局”招牌并對外營業，以便把國華印刷所偽裝成崇文堂的加工場。同年9月，黨員沈選庭送校樣時意外受到外國巡捕“抄靶子”（搜身），稿件校樣遺失，為了安全起見，國華印刷所不得不緊急轉移別處。
1925年冬，毛澤東的大弟毛澤民來到上海，主持印刷廠工作。他化名楊杰，以印刷廠老板為掩護，印行黨的外宣刊物和內部文件。為了擴大印刷事業，必須招募一批員工，但這項工作十分特殊，需要素質極高且無比忠誠的人才能勝任。為此，毛澤民專門派人到老家韶山，挑選可靠的人員當印刷廠工人。中共韶山支部特地推薦了毛特夫、毛遠耀等人去滬，配合毛澤民工作。當時，擔任上海書店經理的徐白民負責發行黨的公開和半公開進步書刊，毛澤民則是黨中央革命書刊秘密印刷發行的負責人，形成了“印刷、發行雙翼齊飛”的良好局面。
由于環境惡劣，1925年至1926年，中共上海印刷所合計搬了六次家，中興路西會文路、閘北青云路青云橋、租界泥城橋鴻祥里以及新閘路新康里都留下了它的足跡。即便如此，地下印刷廠仍然發揮出強大的戰斗力，它先后承印了共產黨和共青團的機關刊物，如《向導》《中國青年》《中國工人》《新青年》及其他一些臨時性秘密文件，又承印了全國各大進步書店發行的馬列主義書刊，把革命思想播撒到民眾中去。
充滿智慧的“偽裝封面”
1927年春夏之交，國民黨右派發動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在白色恐怖籠罩下，中共報刊出版工作幾乎陷于停頓，毛澤民也隨毛澤東參加秋收起義。為了重建黨的宣傳陣地，中央常委會于10月22日通過出版中央機關報的決議，定名《布爾塞維克》，由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鄭超麟等組成編委會，編輯部就設在上海亨昌路418號（今愚園路亨昌里）。11月初，黨中央急調毛澤民回滬，恢復黨的出版發行工作。
毛澤民首先在派克路秘密創立協盛印刷所，這是當時最大的秘密印刷機關，發行黨內刊物《中央通訊》和黨中央理論刊物《布爾塞維克》等。“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為了應對國民黨軍警和租界密探的嚴密搜捕，毛澤民和印刷廠的戰友們隨機應變，巧妙地給革命刊物裝訂上各種偽裝封面，如《中國文化史》《中國古史考》《平民》等，有時還用國民黨機關刊物《中央半月刊》做封面，這些“紅色偽裝書”體現了共產黨人堅毅卓絕的斗爭智慧，是共產黨宣傳史上的光輝篇章。
1928年12月，印刷所遇到開辦以來最大的危險。巡捕房密探順藤摸瓜，找到印刷所的位置，將全體工人集中關押在一間屋子里，又在一家旅館里扣住毛澤民。得知毛澤民被捕后，黨中央立即組織營救，幸好當時毛澤民的身份沒有暴露，最終交了800銀元的罰款，化解了這場危機。1929年，毛澤民奉命前往天津重組地下印刷廠。上海的秘密印刷廠暫停運營。直到1931年初，中央派遣毛澤民回滬，與瞿云白、錢之光等人續辦印刷廠。經過一番輾轉，印刷廠落戶到齊物浦路元興里（今安國路口）的兩幢樓房，印刷廠對外宣稱是兩家，一邊是秘密印刷廠，一邊是一家綢布莊，其實是以開設綢布莊作為掩護。在白色恐怖下，轉移印刷廠是很不容易的事，每次轉移時，要先把印刷機和設備搬出來，放到黨的地下轉運站里寄存，再搬到新的地方，有時要在中途轉停幾個地方，才能搬到目的地。搬遷時，還得把印刷機拆散裝箱，外面用草繩纏好，怕搬運時碰壞了機器，在木箱上再寫上某某商號收的字樣，用板車或其他辦法運送。
1931年，毛澤民調回上海負責印刷工作期間，他向黨組織請求后，通過地下交通員帶信到長沙板倉，終于將毛澤東的三個兒子護送到上海寄養。
綢布莊里的紅色秘密
齊物浦路元興里（今安國路口）的兩幢樓房，房子緊緊挨在一起，分上下兩層，門牌號是146-148號。印刷廠對外宣稱是兩家，一邊是秘密印刷廠，一邊是一家綢布莊，瞿云白負責印刷廠的對內工作，而錢之光改名為徐志先，表面上打理綢布莊，實則承擔印刷廠的對外聯系。新中國成立后，錢之光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家住在綢布莊，以夫妻店的形式，經營批發各種綢緞布匹，以掩護印刷廠的內外活動。綢布莊里裝有電鈴開關，電鈴安在印刷間。當外面有人進店鋪時，就會按下電鈴開關，印刷間的人聽到電鈴響，就會停止印刷，以免被人聽見印刷機的聲音。如有突發情況，他們也會根據約定的電鈴暗號，通知印刷間采取緊急措施。”
通常，印刷所需紙張都是偽裝成綢緞布匹運進綢布莊，然后再送進印刷廠，印好的文件也是經過偽裝后，再從綢布莊運出去。印刷廠里住著瞿云白夫婦，房間陳設完全是平常居家的模樣，一進房門是個小天井，往里走依次是客堂、后堂和灶間，這其中后堂就是作為印刷車間使用的。要強調的是，所謂印刷廠，最值錢的機器居然只有一臺四開的腳踏印刷機，即便如此簡陋，大家還是克服重重困難，為黨印制了不少文件和報刊。
沒過多久，錢之光就發現有個叛徒在印刷廠附近的安國路菜場轉悠，黨組織決定馬上轉移。相關人員先分散到幾家旅館，由錢之光再尋落腳點，他很快看中梅白克路（今新昌路99號）一幢新式紅磚三層樓房，房子外面有一道橫拉開關的鐵桿門，里面還是一道木板門，錢之光租到后，又加了一道鐵柵欄，這三道門就如同三重保險，把印刷廠隱蔽得嚴嚴實實。現在，新昌路99號的建筑是唯一完好保存的中央秘密印刷廠舊址，現被列入上海市一級保護文物。
錢之光之所以看上這幢房子，是因為不遠處是正在蓋的國際飯店，機器聲、打夯聲、號子聲整天不絕，加上這里靠近繁華的南京路，交通四通八達，進退十分方便。印刷廠搬過來后，規模越做越大，人員也多起來，國民黨特務萬萬沒想到共產黨竟在自己眼皮底下擺開這么大的陣仗。落戶梅白克路的日子里，印刷廠添置了一臺兩相電動機，把腳踏印刷機改成半自動的電動印刷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印刷廠大量翻印蘇區的文件、文章，印制有關宣傳形勢、罷工斗爭情況的傳單，同時還曾印制《黨的建設》《紅旗周報》《布爾塞維克》《實話》等刊物。
地下印刷廠的平靜歲月總是短暫的。1931年4月，知曉大量黨內秘密的顧順章叛變投敵，國民黨根據他提供的線索在上海灘展開大搜捕，幸虧打入敵人內部的錢壯飛等人及時通報，黨中央提前采取了隱蔽、轉移等措施，身份暴露的毛澤民也緊急轉移到香港，印刷廠改由左覺農、錢之光等人領導。
紀律高于一切
印刷廠能在上海白區長期堅持，嚴格的紀律是必不可少的。當時，相關人員按規定不能和家人通訊，要斷絕一切社會關系，不能隨意上街，也不能參加集會、結社、游行等活動，目的就是為了更有利于隱蔽活動。當時還規定，外出執行任務要帶自衛武器，所謂“自衛武器”，就是酒瓶、小鐵器之類的東西，外出帶著它們，一旦遇到叛徒和其他不測，可以用來抵擋一陣子。
1932年夏，印刷廠又搬到麥特赫斯脫路（今泰興路）386號的三層樓房子里，這幾乎是印刷廠待得最短的地方，原因是調試機器時，工作人員會到房子周圍去測聽機器聲響，結果發現噪音很大，無法隱蔽。后來才得知，這幢房子是整體設計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很容易傳聲，錢之光等人想盡辦法來隔音，但效果都不理想，無奈之下，只好放棄了這個地方。
下一個去處是武定路181弄12-14號的一幢西式洋房，房子質量很好，裝飾也很講究，況且印刷廠搬進豪宅，一般人不大會起疑心。可是印刷廠運轉沒幾天，錢之光就發現新安排的交通員老是擅自行動，尤其是夜里常常外出，很晚才回來，不知道干些什么，讓人很不放心。對地下工作者來說，擅自行動是絕對禁止的。為了避免意外，印刷廠不得不再度搬遷。1932年冬，印刷廠搬到北京西路張家宅路73弄48號。這段時期內，根據國內外形勢以及蘇區宣傳需要，廠里印刷了黨的文件和《紅旗周報》《黨的建設》《實話》《布爾塞維克》等機關刊物，還配合了上海工人斗爭。1933年春夏之交，考慮到錢之光等人在上海時間較長，熟人太多，容易暴露，黨組織將錢之光等人轉移到中央蘇區。
因白區斗爭環境進一步惡化，1935年2月，地下印刷廠向外地轉移，完成了它在上海的光榮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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