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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發理，男，1954年1月出生，1974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7年1月參加工作。曾任太白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黨委書記，原省林業廳副廳長、黨組成員，原省環境保護局黨組書記、局長，原省環境保護廳黨組書記、廳長，省人大常委會農業和農村工作委員會主任。2017年3月退休。2021年10月，何發理被開除黨籍，取消退休待遇。2022年4月，何發理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百萬元。 2021年3月17日，農歷二月初五。過完春節不久的何發理在海南省三亞市的家中，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陜西省紀委監委工作人員帶走接受調查。 何發理案是陜西近年查處的生態環保領域的典型腐敗案件，也是退而不“休”搞腐敗的典型代表，“貪財”“戀權”是其嚴重違紀違法事實的一個顯著特點。在職時，何發理把環保職權作為謀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權錢交易；退休后，何發理仍沉溺于權力帶來的“甜頭”，大肆收受財物。權力的余溫或許會帶來一時的安逸，但貪婪伸手必然付出沉重代價。 親清不分丟掉質樸本色 何發理出生于1954年，陜西洛川人。他曾用“農家出身、孤身進城”形容自己早年的境遇。1977年，何發理大學畢業，本打算回老家當一名果樹技術員的他，陰差陽錯趕上統一分配工作，順利進入省林業廳造林處。憑借農家子弟身上的淳樸本色和實干精神，何發理很快被任命為太白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黨委書記。 在組織的培養和自身不懈努力下，何發理的崗位越來越重要。1992年，38歲的何發理被提拔為省林業廳副廳長，成為當時全省為數不多的年輕副廳級領導干部。 職位的升遷使得何發理手中的權力逐漸增大，他的內心開始發生變化，尤其是2003年3月擔任省環境保護局局長后，何發理很快成為一些不法商人重點“圍獵”對象。他們以金錢開道，竭盡所能地與何發理拉關系、攀交情、套近乎。 這種“溫水煮青蛙”式的“圍獵”，讓何發理有些飄飄然、昏昏然了。他心中的天平不斷失衡，開始追求看似更加“光鮮”的奢靡生活。“吃點喝點成了習慣，拿點用點成了自然，一步步走上不歸之路。”何發理在懺悔書中坦言，一些商人老板大把大把花錢、大手大腳消費，一方面撕裂著社會價值觀，一方面也吊著他的胃口，“于是我就對老板們的禮金、紅包等來者不拒，想給子孫留點‘家當’。” 價值觀出問題，根子在拜金主義和享樂奢靡。“看著商人老板們住別墅、開豪車，一擲千金地消費，無形中觸動著我的神經，使我骨子里的樸實品格開始軟化，令自己混跡于不法商人之中，把人與人的正常關系變成了利益關系，與不法商人相互利用。” 從一開始接受吃請，到逢年過節收受禮品禮金，再到收受上百萬元的房產，何發理來者不拒、習以為常，甚至到退休后仍不收斂、不收手，任由私心蒙蔽初心，最終淪為金錢的奴隸。 與何發理交往甚密的商人索某就是其中一名主要的行賄人。早在擔任省林業廳副廳長期間，何發理便與索某相識。當時，索某的公司打算承包一個林場搞木材采伐，需要向林業主管部門申請增加指標，在何發理的幫助下，索某順利拿到指標。 兩人于是越走越近。“他看我辦事果斷，肯幫忙，便逢年過節送上禮品禮金。”2003年，何發理生病住院，索某跑前跑后幫忙找護工、聯系醫生。這種“情感捆綁”讓何發理深受感動，“我感到他理解人，靠得住，值得深交。”此后，即使在得知索某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牟利時，何發理也予以默許。 據統計，何發理先后收受索某所送507萬元人民幣、3萬美元，以及一臺價值50多萬元的越野車。其中，何發理在2011年以購買商鋪為名，單筆向索某索賄500萬元。“這種扭曲的人際關系，讓我的廉潔防線開始失守。”何發理被留置后才醒悟過來，商人的投資總是逐利的，他們即便不在自己分管的領域做事，打著他的“旗號”去找相關部門要求給予關照，也是管用的。 走上領導崗位伊始，何發理的父母就經常教育他“別人的東西不能要”。何發理回憶說，兩位老人雖然識字不多，但一輩子勤勞知足、誠實善良、不奢不貪，而自己卻在擁有了權力之后，丟掉了質樸本色，“我對不起組織的培養和重托，對不起父母，我是一個不忠不孝之人。” 底線不守治污者變成“污染源” 渭河被譽為陜西人的“母親河”。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工業快速發展、城市人口的急劇增加，以造紙廠為主的工業污染源，嚴重破壞渭河流域（陜西段）生態環境。 2004年，陜西全面啟動渭河治污計劃，工業污水排放量超標成為整治重點。在媒體當年的報道中，時任省環境保護局局長的何發理用“關、建、治”三個字，暢談自己的治理思路。所謂“關”，即關停不符合標準的企業。 事實上，這不過是何發理搞的一套“雙標法”。在治理渭河流域水污染問題過程中，何發理把黨和人民賦予的公權力異化為謀取私利的工具，罔顧省委省政府關于渭河流域生態環境治理的決策部署，一面以雷霆手段關停未向其行賄的高污染企業，向外界釋放“不手軟、敢下茬、下硬茬”的決心；另一面借“環保工作不能急于求成”之名，對與自己有利益勾連的企業“大開綠燈”并任其繼續污染環境，在全省環保系統產生了極壞的示范效應。 西安市一家大型造紙廠因長期違規排放工業廢水，被責令停業整頓。從2004年到2008年，該廠負責人郝某多次請托何發理協調辦理排污許可證、延長整改時限，先后送給何發理好處費總計130萬元。利令智昏的何發理甚至將全省造紙企業座談會安排在該廠舉行，親自為其站臺造勢。在何發理的帶頭宣傳和縱容支持下，市縣兩級環保部門對該廠嚴重排污問題置若罔聞，非但從未對其進行處罰，而且允許其繼續擴大產能，造成嚴重后果和惡劣影響。 2007年，陜西另一家造紙廠同樣因長期向渭河流域排放污水，被責令限期關停。為得到何發理的關照，該造紙廠董事長高某先后送給何發理120萬元現金和200克黃金。 環境監測統計數據顯示，2003年至2012年，全省廢水及污染物排放量總體呈現增加之勢。其中，2003年后渭河干流水質污染逐年加重，特別是2010年至2012年間為重度污染，渭河流域生態環境遭到持續性破壞。 何發理還把“黑手”伸向新型環保能源這塊“蛋糕”。2005年，在何發理的支持下，西安某能源科技公司成為唯一經省環保部門認可研發甲醇汽油的公司，其產品在全省范圍內推廣使用。這個“獨門生意”讓這家公司賺取了豐厚利潤。2012年，該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某將西安高新區一套300多平方米的住房送給何發理。直到退休的前一年，何發理還收下唐某所送的2套位于三亞市的房產。 生態環境被破壞的背后，是被損害的政治生態。何發理將正常的上下級關系庸俗化，變為金錢利益關系，通過插手人事安排瘋狂斂財。經查，2004年至2015年間，何發理分別為15人在環保系統晉升職務、調動工作以及安排就業等事項上提供幫助，收受財物共計200余萬元。 正是何發理這種濫權妄為的行徑，攪亂了陜西環保系統的選人用人風氣。在其擔任原省環境保護局局長、省環境保護廳廳長的10年間，一些基層環保部門和下屬企事業單位干部為了同何發理維系好關系，以“拜年”等名義贈送禮金達112萬元。 作為陜西省生態環境的“守門員”，何發理無視污染防治和生態環境保護重要職責，用人民的“綠水青山”換取自己的“金山銀山”，從治污者變成“污染源”，嚴重敗壞了干部隊伍風氣、破壞了環保系統政治生態。 退而不休對抗調查不知悔改 生態環保部門承擔著行政審批、執法處罰、環保督察等重要職責。在國家政策利好的大背景下，一些別有用心的商人老板試圖以“圍獵”“腐蝕”環保系統領導干部的方式，謀取競爭優勢。何發理之所以一步一步走向犯罪深淵，固然有交友不慎被“圍獵”、制度執行不嚴格等客觀因素，但究其原因，是其心中無黨、心中無民、心中無責、心中無戒。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持續保持的反腐敗高壓態勢，何發理一直絞盡腦汁思考如何掩蓋自己的違紀違法行為，逃避黨紀國法懲處。其間，他通過操縱和持有多個他人名下銀行賬戶，通過銀行賬戶間的資金轉移來掩飾、隱瞞贓款的來源和性質。 2013年2月，何發理被任命為陜西省人大常委會農業和農村工作委員會主任。這次職務調整讓他倍感慶幸，“這下可以放心了。”也許是覺得離開重要崗位后問題不易暴露，也許是長期養成的僥幸心理驅使，在種種錯誤思想的支配下，何發理的手越伸越長，仍然利用其在環保部門工作時積累的人脈關系和影響力，通過向公職人員打招呼的方式為他人辦事，非法收受財物。 陜西一家房地產公司法定代表人景某是何發理交往20多年的“朋友”。多年來，為了能牢牢攀住何發理這棵“大樹”，景某以各種方式投其所好。一直到何發理卸任原省環境保護廳廳長，甚至退休后的3年時間里，景某都不忘逢年過節給“老領導”送上紅包，希望能充分利用何發理的影響力，為自己獲取更大利益。2020年12月，景某再次給何發理送來20萬元，這是何發理最后一次收受賄賂，此時的他已經正式退休3年。 鮮為人知的是，在這次收受賄賂前，何發理曾有過隱隱不安。2020年9月，商人高某某涉嫌行賄犯罪問題被立案調查。何發理與高某某并不陌生，且多次收受高某某所送錢物，他沒有主動向組織交代自己和高某某之間的不正當經濟往來問題，反而處心積慮地將2個裝有涉案款物的密碼箱交給商人朋友保管。 即便如此，當面對景某送來的20萬元時，何發理仍照收不誤。他甚至天真地認為，“退休就是平安落地了，可以把在職時收的‘存貨’拿出來置辦房產，保值增值‘滾雪球’。” 熬過退休的點，邁不過跌倒的坎。何發理自2017年退休后，使用違紀違法資金在全國各地購置房產13套，通過將產權登記在親友名下，掩蓋自己實際持有的事實。在填報個人有關事項時，何發理對自己實際持有的房產隱瞞不報，欺騙組織。 如意算盤打得再好，在堅持以嚴的基調強化正風肅紀的形勢下，在黨紀國法面前，最終只能是黃粱一夢。經查，何發理非法索取、收受他人財物共計4000余萬元。其中，在其卸任原省環境保護廳廳長直至退休后被查的8年時間里，何發理仍收受他人所送財物共計880余萬元。 不能清醒地看待手中的權力，栽大跟頭是必然的。“有了權以后，忘乎所以。把黨的忠告置若罔聞，把黨紀國法當成擺設，把改革開放當成牟利機會，使自己一生的努力化為泡影。”從38歲時成為副廳級領導干部，到68歲時淪為犯罪分子，何發理最終走進了自己造就的“霧霾”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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